2025年,金融监管延续“长牙带刺”“零容忍”态势,对银行等金融机构的监管力度始终“严”字当头。10月9日,北京商报记者统计发现,今年前三季度,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监管局以及监管分局共对银行业开出997张罚单,合计罚没金额约为9.81亿元。
在近千张罚单中,信贷业务违规仍是处罚“重灾区”,贷前尽职调查不到位、贷中审查不审慎、贷后资金被挪用、违规发放流动资金贷款等问题尤为突出,还有部分罚单指向理财业务管理不规范、信用卡现金分期业务不合规、隐瞒与保险合同有关的重要情况等违法违规行为。在穿透式监管全面常态下,银行如何完善内控机制、强化合规、提升风控能力,成为亟待破解的命题。
罚没金额超9.81亿元
在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总基调下,2025年银行业“严监管”态势持续深化。10月9日,北京商报记者根据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公布的行政处罚信息(罚单统计以公布时间为准)统计发现,今年1—9月,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及各分支机构累计向国有大行、股份制银行、城农商行、村镇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以及政策性银行和外资银行等银行业机构开出罚单997张,合计罚没金额达9.81亿元。
从监管处罚力度来看,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机关虽仅开具14张罚单,但合计处罚金额达31467.47万元,平均单张罚单逾千万元,强监管信号不断释放;监管局本级共开具306张罚单,合计罚没金额达29438.63万元;监管分局本级开具677张罚单,合计处罚金达37151.93万元。
分季度观察,今年一季度是年内罚单数量峰值,监管共向银行业各类机构开出394张罚单,累计罚没金额约为2.99亿元。其中,监管局本级罚没约1.42亿元,监管分局本级罚没约1.57亿元。在强监管态势影响下,二季度罚单数量及处罚金额较一季度相比有所下降,监管共向银行业各类机构开出231张罚单,累计罚没金额约为1.43亿元。进入三季度,监管力度进一步加码,7—9月银行业共收到372张罚单,罚没金额飙升至5.38亿元,罚单数量、罚没金额相较二季度有所上升,成为年内监管处罚“高峰季”。
综合来看,今年前三季度的罚单规模较2024年同期相比有所下降。据北京商报记者此前统计,2024年1—9月,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及各分支机构共向银行业开出1533张罚单,合计罚没金额约为11.81亿元,今年同期罚单数量、罚没金额“量额双降”趋势明显。
对于这一变化,中国(香港)金融衍生品投资研究院院长王红英在接受北京商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过去两年银行业风险集中暴露,监管部门在此背景下进一步强化监管与治理力度,并重点推进精准监管措施落地。“从今年前三季度数据来看,银行业受罚数量与规模较去年显著下降,这一结果直接印证了监管成效的逐步显现。”他进一步表示,今年监管部门以高质量监管为导向、以精准监管为核心模式,持续提升监管质量,最终推动银行业风险类罚单实现大幅减少。
信贷违规高频踩“雷区”
信贷业务是银行业的核心支柱业务,也是违规“重灾区”,也是金融监管的重点聚焦领域。据北京商报记者不完全统计,截至2025年9月末,今年前三季度银行业涉信贷违规的罚单数量占总罚单量的比重接近六成,且违规情形呈现多样化特征,伴随的处罚金额普遍较高,千万级罚单频现。
例如,今年1月,浙商银行上海分行因多项信贷相关违规领受重罚,不仅存在信贷业务不规范经营、贷款管理严重违反审慎经营规则、贷款需求测算不到位等基础环节问题,还涉及跨境贷款业务违规及虚增存贷款等行为,最终被处以1680万元罚款。
2月初,上海华瑞银行因向关系人发放信用贷款、贷款五级分类不准确、贷款管理严重违反审慎经营规则及以贷收费等多项缘由,被监管罚款680.12万元;招商银行济南分行也因同类的向关系人发放信用贷款问题,叠加并购贷款审查失职、贷款风险管控严重缺失,被罚291.16万元。
6月,政策性银行同样因信贷违规被处罚,中国进出口银行因部分种类贷款和政策性业务超授信发放、贷款需求测算不准确、贷后管理不到位等违法违规行为,被监管处以1810万元的大额罚款。
而在刚刚过去的9月,信贷领域大额罚单密度进一步提升。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披露的罚单显示,华夏银行、浙商银行、广发银行、恒丰银行、邮政储蓄银行、中信百信银行等多家机构均领到千万级罚单,其中,贷款业务违规成为“重灾区”。华夏银行因“相关贷款、票据、同业等业务管理不审慎,监管数据报送不合规”等问题,被罚没金额高达8725万元;广发银行、恒丰银行分别被罚6670万元、6150万元,处罚缘由同样包含信贷违规问题。
为何信贷业务始终是合规问题的“重灾区”?资深金融监管政策专家周毅钦分析称,一是信贷作为商业银行最核心的金融资源,直接关联资金安全与金融秩序,但也因涉及大量资金流转成为一些个人利益输送的高风险领域。部分银行领导及员工利用贷款审批、发放等权力寻租,通过违规放贷、收取回扣等方式获取非法收益,此类行为严重侵蚀了银行资产质量,因此成为金融监管部门重点盯防的“禁区”,在监管力度持续加码下,相关罚单自然高发;二是近年来地产、城投等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逐步暴露,不良贷款压力显著上升。此前部分银行通过展期、重组等方式掩盖的隐性不良,在行业下行周期中难以继续“隐藏”,信贷资产质量问题集中显现。金融监管部门对不良资产真实性的核查力度不断加强,对通过违规手段掩盖不良资产的行为处罚严格,进一步推高了信贷领域的罚单数量;三是信贷业务同质化加剧市场竞争,尤其在净息差持续低位运行的背景下,部分银行为维持利润水平选择“以量补价”。为抢占市场份额主动放松风险管控标准、降低客户准入门槛,导致违规放贷、资金用途管控不严等问题频发,最终在监管检查中被依法处罚。
王红英则从业务经营方面补充分析,他表示,信贷业务(尤其是对公信贷业务)是商业银行利差收入的核心来源,存在一定风险具有客观基础,但风险频发的根源在于银行普遍存在“重业务拓展、轻风控合规”的倾向。具体来看,业务指标与考核在银行经营决策中占据主导地位,使得部分机构在推进业务时,既未有效落实内部风控合规要求,也未充分运用科技手段实现风险实时跟踪;更关键的是,贷后管理环节的普遍忽视,导致信贷风险无法及时预警与处置,最终引发高频违规与大额罚单。
内控治理需主动破局
从今年前三季度罚单来看,违规问题并非仅集中于信贷领域,理财、信用卡、保险代销等业务的合规漏洞同样突出,成为银行业风险防控的“薄弱环节”。
在理财业务领域,部分银行存在“重收益、轻风控”的倾向。部分银行对理财投资非标资产的风险管理不尽职,导致资金流向与合规要求偏离;部分银行则违规将理财资金投资于高风险金融产品、违规将理财资金用于投向股票市场、房地产开发等限制性领域。例如,工商银行私人银行部今年1月因涉及“理财业务未进行独立尽职调查与风险评估、理财资金违规投资于高风险金融产品、理财资金违规用于限制性领域、理财资金违规用于归还本行贷款、理财投资合作机构名单制管理严重违反审慎经营规则、投资审查程序严重违反审慎经营规则、理财投资业务管理体系严重违反审慎经营规则”等问题,被上海金融监管局罚款950万元。
信用卡业务的合规问题则直接关乎消费者权益。部分银行在信用卡发卡环节审核不严,未充分核实申请人收入状况与还款能力,导致“过度授信”;部分银行则对信用卡透支资金用途管控不力,部分资金被违规挪用于房地产交易、股市投资等领域。今年一季度,中国银行云南省分行因涉“信用卡透支资金用途管控不力等”,被处罚金355万元。
这些跨业务领域的合规漏洞,暴露出部分银行内控体系存在明显短板。针对这些问题,王红英强调,银行需从“思想认知”到“实践落地”全面升级内控治理。在思想层面,要彻底摒弃“重发展、轻合规”的短期思维,深刻认识到强监管不是“约束”而是“保护”,唯有守住合规底线,才能实现长期稳健经营。在此基础上,银行需将内部风控理念向各业务部门延伸,在日常业务开展中持续渗透风险合规意识,逐步构建“自上而下”的全员合规体系。无论是对监管政策的准确解读与落地、自身风控合规措施的执行,还是在业务一线严格依据合规要求开展业务,均需以“合规”为核心前提,通过多环节协同发力,真正堵塞业务层面的合规漏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