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5世纪“地理大发现”以来，海洋深度参与了每一次大国崛起的进程，成就了“海上马车夫”的繁荣，亦构建起跨越洲际的“日不落帝国”。

　　数个世纪后的今天，全球海洋经济产值已突破2.5万亿美元大关。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预测，至2030年这一数字将攀升至3万亿美元，届时海洋经济规模将可媲美全球第七大经济体。

　　规模扩大的另一面，海洋经济实力已不单纯由港口规模、吞吐量决定。科技创新正深刻改变海洋产业的形态与价值创造方式，深海探测、海上新能源、海洋生物医药等前沿科技的突破能力愈发成为核心竞争力。

　　10月11日，由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可持续发展与海洋经济研究所与广东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联合编制的《全球海洋城市竞争力指数报告（2025）》（以下简称“报告”）正式发布。不同于传统榜单聚焦海事服务水平，报告构建了经贸活力、科技创新、海事服务、国际影响和城市治理五大维度，反映了全球海洋城市发展逻辑从“传统海事枢纽”向“创新型海洋城市”的转变。

　　2024年，中国海洋生产总值首次突破10万亿元大关，占GDP比重稳步提升至7.8%。这一里程碑式的数据背后，是上海、深圳、青岛等多座城市在全球蓝色竞赛中的加速追赶。

　　后“十万亿”时代，中国海洋经济如何走？

　　全球加速竞逐蓝色“蛋糕”

　　五百余年过去，覆盖地球表面71%的海洋依旧站在全球经济发展的最前沿。

　　这不仅因为，海运承担全球80%以上的货物运输量，绝大多数国家都不可避免地参与其中，更因为——全球蓝色经济的“蛋糕”正不断做大。

　　OECD预测，至2030年全球海洋经济产值将攀升至3万亿美元，规模媲美全球第七大经济体，海洋产业直接创造的就业岗位超3100万个，间接带动就业人数高达2亿以上。

　　“蛋糕”不断扩大，得益于海洋运输、海洋渔业、海洋能源、海洋旅游等多个产业的协同共进，也促使各国重新认知和定位海洋经济。

　　城市层面，目前全球海洋城市的竞争中，传统航运中心稳固居于领先地位，报告评选的第一、第二梯队中，这类城市占主流，且它们也在持续转型升级。

　　例如伦敦，在科技创新、海事服务、国际影响和城市治理等方面均排名第一，经贸活力排名第二，各方面发展均衡领先。细化来看，作为曾经的“日不落帝国”心脏，伦敦如今的港口吞吐量已不具优势，却通过发展高端海事服务，以完善的海洋法律体系、发达的海事金融服务等，保持了在全球海洋版图中的话语权。

　　挪威最大港口城市奥斯陆也经历了从航运业向专业海事服务的转型，近年更凭借北海油田积累的海洋工程经验，大力发展海上风电、水产养殖和海洋生物技术。报告显示，奥斯陆在海洋生态保护和海洋科技方面表现出色，PCT国际专利授权量跻身全球前十。

（整体评估结果）

　　而随着世界经济重心“东移”，亚太地区逐渐成为全球海洋经济竞争的主场。

　　新加坡作为报告中亚洲排名第一的城市，凭借高效的政府治理、完善的基础设施和优越的地理位置，吸引了大量国际海事企业和机构入驻；海洋工程装备优势突出，已形成设计、建造、研发、法律服务、金融服务乃至教育、培训等全产业链条。

　　东京总排名第五，其中科技创新、城市治理均排名第二，国际影响排名第五，海事服务排名第六，科技创新能力和城市治理水平的全球领先地位为其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保障。

　　韩国第一大港口城市釜山，造船、轮胎生产居韩国首位，LNG船的研发能力、产业生态和产量领先全球，总排名全球第26，其中经贸活力排名第14、国际影响排名第24。

　　目光锁定中国，除上海、香港两大老牌航运中心，中国城市在第二、第三梯队中表现活跃，尤以深圳（第11位）、广州（第14位）、青岛（第16位）为代表。

　　“创新”成关键变量

　　评价世界海洋城市的发展水平，2012年起由挪威船级社（DNV）和Menon Economics联合发布的《世界领先海事之都》报告(Leading Maritime Capitals Of The World Report）（以下简称“LMC报告”）相对知名。

　　据悉，2024年LMC报告构筑了航运中心、海事金融与法律、海事技术、港口与物流、城市吸引力与竞争力五大评价维度，聚焦海事产业专业竞争力，侧重航运、金融、技术等垂直领域的行业话语权。

　　《全球海洋城市竞争力指数报告（2025）》提供了新的观察视角。有趣的是，评价逻辑、核心焦点虽有差异，但结果并非截然不同。

　　两份报告的共性结论是——海洋领域国际顶尖城市格局稳定，新加坡、伦敦、鹿特丹稳居全球第一梯队。以新加坡为例，其在2024年LMC报告中蝉联第一，航运中心（第1）、海事金融（第2）、港口效率（第1）三维度均衡领跑；《全球海洋城市竞争力指数（2025）》中，其经贸活力（第1）、国际影响（第2）同样居于前列。

　　再看中国城市，上海在两份报告中均进入全球前十，依托港口规模与产业链完整性，成为亚太航运枢纽；香港在2024年LMC报告中排名虽略有下降，至第12位，但凭借自由港政策与普通法体系，在海事金融与仲裁领域仍保持优势。

　　深圳、青岛在两份榜单中排名差距相对明显，在2024年LMC报告中分别位列第23、第28。传统海事领域虽有短板，但在《全球海洋城市竞争力指数（2025）》中分别排名第11、第16，科技创新等新兴维度优势明显。

　　具体来看，深圳在海洋电子信息、高端装备制造及水下机器人等新兴领域拥有强劲的创新能力，高新技术涉海企业超2500家；青岛则拥有约占全国1/5的涉海科研机构、1/3的部级以上涉海高端研发平台和近1/3的涉海两院院士，优势集中于前沿创新。

（“科技创新”维度评选结果）

　　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前海分院副院长、可持续发展与海洋经济研究所所长胡振宇谈到，两份报告的差异本质是“传统海事枢纽”与“创新型海洋城市”的评价逻辑分野。

　　OECD在《海洋经济2050》中预警：全球海洋经济站在十字路口，若能源转型裹足不前，2050年其增加值将萎缩20%；若加速清洁技术革命，增加值有望实现40%强劲增长。

　　“能源转型是一个全球性的世纪工程，将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对传统能源的超越、国家安全的建构都具有重要意义。”胡振宇表示，由技术、创新驱动的“增量”是本次报告的核心亮点，意味着海洋实力的衡量标准正从单一的海事能力走向多元，深海开发、绿色能源、智能装备等前沿领域亦被纳入考量，强调经济、科技、治理、生态的系统协同，其中就藏着中国重塑全球海洋格局的历史性机遇。

　　后“十万亿”时代如何走

　　中国海洋经济“十万亿”时代已至，放眼全球，更多维的竞争格局也逐渐成型。

　　下一步如何走？报告指出，关键是推动中国海洋城市从“供应链参与者”向“价值链塑造者”转型。

　　“要破解‘大而不强’的当下痛点。”胡振宇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中国海洋经济版图中，传统产业（如港口、船舶制造）占比高，高端服务相对滞后。从产业逻辑看，人工智能、深海开发、蓝碳交易等新技术已重塑海洋经济竞争规则，不再是单一比拼港口规模，而是“硬基建+软规则+新生态”的综合较量，中国若能在这一轮技术变革中抢占先机，就能突破传统全球价值链的“低端锁定”。

　　具体到城市，资源禀赋的差异分化出不同的战略路径。

　　以上海为代表的航运枢纽型城市，可探索以数字港航为基础，拓展航运金融等高附加值服务。例如，上海洋山港依托5G+AI技术实现集装箱码头全流程自动化，桥吊作业效率提升40%，船舶准班率从65%提高至82%；同时构建“数字孪生港口”平台，整合船公司、货代、海关等200余家机构数据，使供应链协同响应时间缩短至1小时内，使上海港在保持全球货物吞吐量第一的同时，港口服务业收入占比从20%提升至35%。

　　以青岛、深圳为代表的科技引领型城市，则应破解科研与产业“两张皮”问题，构建“基础研究—技术攻关—成果转化”的全链条体系。

　　例如青岛蓝谷，其以崂山国家海洋实验室为核心，周边3公里范围内布局70家科研机构、150家高新技术企业，配套12家风险投资机构，2024年技术合同成交额达86亿元，本地转化率45%，远超全国平均的20%。

　　深圳以硬科技创新、绿色实践与场景化转化为核心优势。胡振宇分析道，叠加“深港穗”科技集群登顶全球的重大机遇，可探索打造“香港研基础+深圳做转化+广州搞制造”链条，香港高校聚焦深海基因、海洋新材料等基础研究，深圳则依托深圳海洋大学、国际海洋创新研究院等搭建中试平台，将基础成果转化为可量产的水下机器人部件、海洋药物中间体等。

　　报告编撰团队预测，未来，中国城市有望梯队跃升，重塑全球“第一梯队”边界。

　　头部城市中，上海有望跻身三强，依托“航运要素集聚+数字化转型”补齐海事金融与法律短板；青岛凭借“AI+海洋”先发优势，或从第二梯队跃升至准第一梯队；而“深港穗”、山东半岛（青岛、烟台）等集群将打破单一城市竞争逻辑，形成“技术—制造—服务”协同的区域竞争力，挑战新加坡、伦敦的单点主导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