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的研究究竟揭示了怎样的增长逻辑？这些理论又对当前全球尤其是中国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有何现实启示？

　　10月13日，202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揭晓，乔尔·莫基尔、菲利普·阿吉翁和彼得·豪伊特获奖，以表彰他们对创新驱动经济增长理论的阐释。

　　值得关注的是，本届奖项的奖金分配引发广泛关注：总额1100万瑞典克朗的奖金中，莫基尔独得一半，而阿吉翁与豪伊特共同分享另一半。这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历史上第二次采用“一人获半数、两人合得另一半”的分配模式，类似的分配在2021年出现过。

　　他们的研究究竟揭示了怎样的增长逻辑？这些理论又对当前全球尤其是中国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有何现实启示？

　　三位学者共享：奖金如何分配？与以往有何区别？

　　10月13日下午，瑞典皇家科学院在斯德哥尔摩宣布，将202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经济学家乔尔·莫基尔、菲利普·阿吉翁和彼得·豪伊特，以表彰他们对创新驱动经济增长理论的阐释。

　　“此次诺奖授予方向为内生增长理论，整体来看，这可以被视为增长理论的第三次获奖。”长期追踪诺贝尔奖动态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李仁贵向贝壳财经记者表示，第一次是1987年授予了美国经济学家索洛，以表彰他“对经济增长理论的贡献”；2018年，诺德豪斯与罗默因将气候变化和技术创新纳入宏观分析而获奖；而今，这三位学者因揭示创新驱动的增长机制而延续了这一学术谱系。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军告诉贝壳财经记者，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研究共同指向一个根本命题：技术如何驱动长期经济增长？这三位学者从不同路径回应了这一问题。

　　其中，阿吉翁与豪伊特是长期合作伙伴，所有人都知道他们是黄金搭档，几十年如一日地做研究。他们最著名的贡献是1992年提出的“创造性毁灭”（Creative Destruction）增长模型。他们的工作，本质上是将熊彼特在20世纪初提出的“创造性毁灭”思想数学化、模型化。

　　而莫基尔则是一位经济史学家，他的研究更偏向定性与思想性。他通过对英国工业革命等历史进程的深入考察，揭示了“知识的积累”与“技术的间断性突破”之间的关系。

　　值得注意的是，本届诺贝尔经济学奖总额1100万瑞典克朗的奖金如何分备受关注。从奖金分享模式来看，莫基尔获得一半奖金，阿吉翁和豪伊特共同分享另一半。李仁贵指出，这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历史上第二次采用一人得一半、另两人合得另一半的模式，类似的分配在2021年的卡德、安格里斯特和因本斯组合中也出现过。

　　此外，李仁贵告诉记者，国内有人认为此次是首次颁给经济史领域学者是错误的，莫基尔获奖至少是经济史领域学者的第四次获奖，这一脉络最早可追溯到1971年的西蒙·库兹涅茨，之后是1993年获奖的罗伯特·福格尔和道格拉斯·诺思以及2023年的克劳迪娅·戈尔丁。

　　诺奖启示：奖励研究具有长期重要性的问题，如何影响中国？

　　多位受访者告诉贝壳财经记者，这一组合也印证了诺奖的评选取向：奖励研究具有长期重要性的问题，而非追逐短期热点。

　　《比较》研究部主管陈永伟指出，从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以来，增长一直是经济学关注的核心问题。今年的诺奖颁给几位增长问题的研究者，可谓是学界“不忘初心”的一个表现。当今世界，经济发展正面临很多挑战，未来经济究竟何去何从，依然是一个问题。在这样的环境下，我们或许可以从这几位获奖者的相关理论中找到很多有益的启示。

　　谈及今年诺奖理论对当下中国的现实意义时，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副院长、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指出，当前我们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其三大核心要素之一就是“技术的革命性突破”——而这正是“创造性毁灭”的本质，而且五大新发展理念中，“创新”居首。而今年诺奖恰恰回应了这一主题：它系统回答了垂直创新如何产生、由何驱动、与制度如何互动，以及如何影响收入、金融与贸易等重大议题。

　　在他看来，对于我国而言，如何有效促进创新，不能只是停留在对发达国家照猫画虎式的复制模式上，而是要更好地营造一个与自身发展阶段与禀赋结构相匹配的、有利于促进合理创新的环境和制度，并且要真的能够最后落实到产业的深度转型升级，只有如此方能让创新质量更高也更能落地，而不是停留在创新口号与单纯的专利数量上。这些对于我国的高质量发展都是具有重要借鉴意义的。

　　张军也指出，从表面看，他们的研究聚焦西方历史，似乎与中国现实距离较远。但更深层的启发在于：我们是否也能用同样的方法，用我们更加丰富的历史资料数据做类似的研究？进而我们会得到什么？

　　“在工业革命前，中国长期处于科技与经济领先地位。为何近代落后？又如何重新崛起？这些问题，不能简单套用西方理论来解释。国家在其中扮演的角色、知识传播的机制、技术应用的制度环境，都可能与欧洲路径不同。”张军强调，真正的启发或许不是“如何应用他们的理论”，而是“如何像他们一样，用严谨的方法研究我们自己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