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0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30），全称《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三十次缔约方会议，定于2025年11月在巴西亚马孙雨林地区的帕拉州首府贝伦市举办。
全球气候治理进程站在新的十字路口，贝伦会议能否成为加速行动的历史转折点？
去年11月，在阿塞拜疆巴库，气候谈判代表们在延期30多个小时后，终于就新的气候融资集体量化目标（NCQG）、《巴黎协定》第六条国际碳市场机制等关键议题，达成了名为“巴库气候团结契约”的一揽子平衡成果。
10月14日，联合国副秘书长阿明娜·穆罕默德在Pre-COP气候与发展部长级会议上发表讲话，截至目前有125个国家提交或宣布了新的国家自主贡献（NDC）目标，这些国家的排放量占全球排放量的近80%。
前不久，我国宣布的新一轮国家自主贡献目标是，到2035年，中国全经济范围温室气体净排放量比峰值下降7%-10%，力争做得更好。非化石能源消费占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达到30%以上，风电和太阳能发电总装机容量达到2020年的6倍以上，力争达到36亿千瓦，森林蓄积量达到240亿立方米以上，新能源汽车成为新销售车辆的主流，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覆盖主要高排放行业，气候适应型社会基本建成。
巴库回顾：COP29成果盘点
成果一：资金机制是COP29的核心成就
气候融资一直是全球气候谈判中最敏感、最关键的问题之一。发展中国家在减排和适应气候变化方面面临巨大资金缺口，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承诺的到2020年每年1000亿美元融资的目标尚未实现，严重削弱了多边气候治理的信任基础。
资金机制是COP29的核心成就。COP29最终就新的集体量化资金目标（NCQG）达成一致，首次将“3000亿美元/年”写入具有约束力的案文，并明确2035年到期，被视为对历史欠账的“补课”和“增资”，直接回应了发展中国家的正当诉求。
大会不仅要求发达国家到2035年“每年至少3000亿美元”的公共资金，还首次在正式成果中呼吁“从各种来源”把面向发展中国家的气候融资规模扩大到“每年至少1.3万亿美元”。前者是政府层面的“硬承诺”，后者则通过多边开发银行、私营部门、混合融资等渠道形成“撬动”，为后续全球碳市场、绿色债券、催化基金等机制留出接口，显著提升了资金目标的可实现性和可扩展性。
成果二：碳市场机制是另一大亮点
经过多年僵局，在COP29开幕当天，缔约方就《巴黎协定》第六条第四款机制（以下简称《巴黎协定》6.4条）下的碳信用标准及其动态更新机制达成共识。
目前，全球多个交易所正在尝试建立多品种的交易方式，但在顶层机制和设计上仍存在空白。《巴黎协定》第6.4条提出一个重要环节，即建立全球碳信用市场，这是全球碳市场机制投入运行的前提，缔约方可利用该机制开展减排合作，更高效地达成国家自主贡献目标。
《巴黎协定》第6.4条机制为各国及企业提供一个统一的国际碳信用核发和交易平台。通过该机制，发达国家（买方）可资助发展中国家的减排/移除项目来获得碳信用（A6.4ER），用于自身达标或抵消排放；发展中国家（卖方）则通过项目获得融资和碳信用收入。
刚刚过去的10月10日，《巴黎协定》第6.4条机制监督机构在德国波恩正式明确了考虑和采用《非永久性与逆转处理标准》。这一决定标志着联合国首次对二氧化碳移除项目的长期稳定性制定系统性约束，也为即将举行的COP30气候大会奠定了监管框架。这项标准将成为《巴黎协定》第6.4条机制下“移除活动”的强制性技术规范，特别适用于森林碳汇、土壤碳储存、生物质封存及其他自然基解决方案项目。这类项目因碳储存可能被自然灾害、管理失误或土地用途变化所逆转，一直被视为碳信用市场的“脆弱环节”。
迈向贝伦：COP30看点前瞻
看点一：新的国家自主贡献（NDC）的进展与差距
据联合国秘书长在 Pre-COP 气候与发展部长级会议上的讲话，目前，有125个国家提交或宣布了新的国家自主贡献（NDC），这些国家的排放量占全球排放量的近80%。其中，已有30多个国家自主贡献明确认识到粮食系统和农业是气候行动的核心，而且在粮食安全、水和营养的共同惠益方面取得了显著的共识。
这为COP30奠定了重要的谈判基础。这些新计划在雄心和质量上均有提升，并正从单纯的气候政策，转变为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核心支柱。如果得到资金、技术和能力建设的支持，国家自主贡献可以成为气候智能型发展和增长的强大引擎。
然而，严峻的挑战依然存在。目前的国家自主贡献仍不足以将全球升温控制在1.5摄氏度以内。根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发布的《2024年排放差距报告》，要实现1.5摄氏度的目标，到2030年全球需要减排42%，到2035年需要减排57%。然而，目前各国提交的第三轮NDC目标与这一要求存在显著差距。
就拿瑞士来说，瑞士NDC更新未能实质性提高减排目标，仅将2030年温室气体减排目标从1990年水平减少50%更新为“至少减少50%”，并提出了2050年实现净零排放的目标。这是典型的缺乏明确近期和中期行动目标，仅依赖于远期目标来转移注意力。
中国银行研究员刘晨对新京报零碳研究院表示，在地缘政治分化加剧背景下，国际气候格局或呈现碎片化、阵营化的趋势。美国退出《巴黎协定》导致其“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执行力度进一步削弱。本轮多数缔约方NDC缺乏雄心的部分原因在于人们对美国退出《巴黎协定》后全球气候治理体系不确定性的担忧。
刘晨表示，一方面，美国退出《巴黎协定》不仅动摇了其他国家的信心，也可能加快全球能源发展路径分化，导致更多国家效仿其放缓减排努力的行为；另一方面，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发达国家此前承诺的1000亿美元年出资久未兑现，传统行业脱碳路径尚不明朗，缺乏资金支持、技术支持可能导致其在减排道路上“心有余而力不足”。
就在去年的COP29大会上，许多发展中国家表示，在没有确定发达国家的气候资金支持的情况下，无法更新本国新一轮自主贡献目标。例如，一些发展中国家认为，发达国家未能兑现每年向发展中国家提供1000亿美元资金支持的承诺，导致其难以制定和更新更具雄心的NDC。
看点二：确保巴库到贝伦1.3万亿路线图的公正落地
COP29达成的到2035年“每年至少1.3万亿美元”气候融资规模。其核心目标是在2035年前，为发展中国家每年筹集至少1.3万亿美元的气候资金。其中，发达国家承诺到2035年每年筹集3000亿美元用于发展中国家的气候行动。
针对这一目标，在阿塞拜疆和巴西两届主席国的指导下，“巴库至贝伦通向1.3万亿路线图”启动，旨在通过赠款、优惠贷款和非债务工具等手段，扩大流向发展中国家的气候融资。该路线图将在今年COP30/CMA7上完成使命，并发布工作成果总结报告。
然而，这一路线图从诞生之初就伴随着关于公正性的激烈辩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资金责任划分上存在根本分歧，让“巴库至贝伦通向1.3万亿路线图”公正落地面临挑战。发达国家，强调气候资金应以“全球共同努力”为基础，主张依赖私营部门和多边开发银行来补充资金来源；而发展中国家则坚持，根据《巴黎协定》，发达国家应承担提供气候资金的主要责任，并要求至少每年提供1.3万亿美元的气候资金，其中6000亿美元应为公共资金。
COP30将成为检验1.3万亿美元路线图是否能在公正原则下落实的试金石。若路线图不能明确富裕国家增加等值赠款的公共资金的必要性，就可能加剧气候不公正，增加南半球的债务负担。国际社会期待COP30能像《巴黎协定》和《阿联酋共识》那样，在不确定性中提高雄心壮志的标准，为气候资金的公正落地提供明确、公平且可行的实施方案。
另外，还有若干重要问题亟待在COP30进一步明确。比如，巴西计划在COP30上推出 “热带森林永久基金”（TFFF），怎么实现？“巴库适应路线图”和“转型性适应”的讨论今年能否解决？是否有可能将损失与损害基金纳入NCQG支持范围内？如何解决资金使用成本高、公平性问题以及备受关心的透明度问题等。
近日，《全球临界点报告》称，世界达到第一个气候临界点。随着全球变暖突破1.5摄氏度的临界阈值，临界点已被触发，珊瑚礁正在消失。正因如此，COP30是对国际社会能否真正团结起来应对气候危机的一次严峻考验。在巴西贝伦，各国需要证明，面对共同威胁，多边主义而非单边行动，才是人类唯一的出路。这要求各国，尤其是主要经济体，展现出超越短期政治算计的勇气与远见，为一个可居住星球的未来做出负责任的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