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研究部世界经济研究处处长德尼兹·伊甘（Deniz Igan）在接受第一财经专访时表示，尽管贸易保护主义措施持续升级，但全球经济在2025年表现出较强韧性。

　　伊甘分析称，部分企业和家庭提前消费与投资、美元走弱等因素，暂时抵消了美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不利影响。然而，随着企业利润空间收窄和前置效应退去，成本压力或将逐步传导至消费者。

　　IMF还提醒，主要发达经济体的扩张性财政政策虽然在短期内有望提振经济增长，但高债务与融资成本上升加剧了中长期风险，并可能引发多重外溢效应。此外，稳定币的快速发展也可能带来新的跨境金融脆弱性。

　　贸易紧张与全球适应

　　第一财经：最近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对来自中国的进口商品加征额外100%的关税，你如何评估关税摩擦可能进一步升级的风险？

　　德尼兹·伊甘：我们一直密切关注这些公告。我们此前也表示，各国应以建设性的方式解决分歧，并合作营造一个稳定、可预测、以明确透明的贸易规则为基础的环境。贸易政策的总体目标应是保持开放、实现公平竞争，而这通常意味着减少非关税壁垒和扭曲。在以往的报告中，我们也警告，高企的贸易紧张和贸易政策不确定性预计将拖累全球经济活动。

　　第一财经：自特朗普发动贸易战以来已近六个月。根据你的观察，全球企业和投资者如何适应持续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

　　德尼兹·伊甘：过去一年显然非常动荡，其中很大一部分变化由政策转向所驱动——美国政策优先级的重组，以及其他国家为适应这种新现实所做的调整。贸易新闻主导了全球头条，伴随贸易新闻的变化，全球经济前景的预期也随之波动。自《世界经济展望报告》（WEO）发布7月更新版以来，美国对多数国家的实际关税水平在10%至20%之间波动，但仍远高于2024年的水平。贸易不确定性指标依然处于高位。

　　随着新的全球经济格局逐渐成形，世界正在适应。我们开始看到贸易流向调整，在高频数据中也能看到部分转移至第三国的迹象。美国对中国出口下降的同时，对欧盟等其他市场的出口有所增加。另一方面，中国对亚洲和欧洲的出口上升，部分抵消了对美出口的下降。

　　不过现在还为时尚早，难以判断贸易活动的重新布局以及供应链的重组最终会走向何方。作为参照，在2018/2019年的一轮贸易摩擦中，长期的重新配置是在大约12个月后才开始加速的。我们还未到达那个阶段。

　　同时，我们也要注意，当前形势可能与以往不同——现在的高关税几乎是普遍性的。此外，政策不确定性让企业的决策更加复杂。除关税之外，还有其他措施影响贸易重新分配，例如更严格的原产地规则、对转运和增值部分征税的海关执法，以及更严格的外资审查程序。这些因素都会影响全球生产和贸易布局的最终结果。

　　第一财经：对金融投资者呢？

　　德尼兹·伊甘：我们也在高频数据中看到一些资金流的变化，反映出地缘政治重组的影响，但目前还谈不上结构性改变，我们需要继续观察局势的发展。

　　关税传导“虽迟但到”

　　第一财经：《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中提到，到目前为止，贸易保护主义措施的加重对经济活动和价格的影响有限。你能否进一步解释背后的原因？以及未来这些影响可能通过哪些渠道加速？

　　德尼兹·伊甘：这确实是一个有趣的现象。6个月前，IMF曾预计经济活动将出现显著放缓。然而，从那以后，全球经济在2025年表现出相当的韧性，美国的关税向消费者价格的传导也相当有限。

　　原因有几个：首先，实际关税冲击比最初预计的要小。我们原本估算，美国对全球的有效关税率会超过20%，但目前约为18%左右。

　　其次，美元实际上出现了贬值——这与2018/2019年（上一轮贸易摩擦）时，美元升值的情况有所不同。美元走弱本应放大关税冲击，但它同时也支持了全球贸易流动和较为宽松的金融环境，尤其缓解了新兴市场的通胀压力，使其央行得以保持宽松政策。

　　第三，部分企业和家庭在预期关税上升的情况下提前消费或投资，从而在短期内提振了经济活动。这一“前置效应”暂时抵消了不确定性带来的“观望”和“谨慎”行为。

　　不过，随着“前置效应”的消退，经济活动可能回归减弱的趋势。

　　至于价格层面，许多企业为了保持市场份额、避免率先涨价而暂时吸收成本。由于疫情后企业利润率较高，它们有能力承担一部分成本。但利润空间并非无限，随着时间推移，成本压力最终会传导给消费者。

　　第一财经：当这些影响最终开始显现时，是否会非常迅速地传导到整体经济，比如就业、通胀或经济增长？

　　德尼兹·伊甘：在价格层面，我们可能看到的不是一次性的冲击，而是更持久、更顽固的通胀，因为企业会逐步调整，而非一次性提价。

　　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外溢效应

　　第一财经：《世界经济展望报告》还提到，包括美国在内的多个主要经济体实施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可能引发的跨境外溢效应。能否具体谈谈？

　　德尼兹·伊甘：我们观察到几个主要经济体的财政立场更趋宽松，这些措施在短期内确实推动了经济活动，也部分抵消了关税的不利影响。

　　与此同时，高债务水平和不断上升的融资成本正在侵蚀政策空间，并带来可能跨境扩散的风险。

　　许多经济体的主权债务水平已经创下历史新高。随着投资者对公共财政可持续性的担忧上升，某些发达经济体主权债务的便利溢价（convenience yield）受到侵蚀，借贷成本进一步提高，这一过程又通过多个传导渠道产生跨境影响。

　　首先，上述国家发达经济体债务成本上升，将导致其他关键支出受到压缩，包括公共投资或对家庭的支持，这会削弱经济活动。

　　其次，对低收入国家而言，国际援助减少也会带来冲击。这些国家不得不更多依赖私营部门的债权人来满足增长融资需求，从而增加财政脆弱性。

　　最后，值得注意的是，金融市场的结构正在发生变化。核心政府债券收益率的重新定价可能因久期错配而被放大，并通过持有上述资产的非银金融机构与银行之间的关联，向金融体系的其他部分传导，可能引发无序的价格调整，进而影响其他资产市场。

　　此外，金融市场的另一大变化是稳定币的迅速崛起。这些稳定币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传统安全资产和银行存款的替代品，可能促进货币替代行为。当这些稳定币由短期政府债券支撑时，就可能带来系统性风险，同样具有跨境影响。

　　政府关门对美联储影响有限

　　第一财经：IMF对近期美国政府关门的经济影响有何初步评估？由此带来的经济数据可得性和可靠性下降，会如何影响美联储的货币政策？

　　德尼兹·伊甘：我们正在密切监测相关情况。以往经验表明，政府关门可能对短期经济活动产生负面影响，但通常会被后续补偿。长期来看，影响有限。当然，这取决于关门的持续时间和规模。

　　至于数据可得性，美联储有多种方式评估经济状况，会基于现有信息作出政策判断。

　　第一财经：IMF对美联储今年年底前的货币政策有何预期？

　　德尼兹·伊甘：按照惯例，IMF的预测以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公布的经济预测摘要为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