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卢陶然李德尚玉北京报道

　　今年是联合国成立80周年，也是《巴黎协定》通过10周年。在我国正式公布新一轮国家自主贡献（NDC）前，中国、欧盟曾共同发表一份联合声明，围绕全球气候治理明确七大合作方向，承诺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三十次缔约方会议（COP30）前提交2035年NDC。

　　如今距离COP30开幕不足一月，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资金与技术上的分歧待解，雄心与行动之间的鸿沟依然显著。在此背景下，中国与欧洲作为全球绿色转型的重要引擎，能否携手引领方向，为困顿中的多边进程注入确定性，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

　　在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2025年年会期间，欧盟亚洲中心主席、联合国前副秘书长兼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埃里克·索尔海姆接受了21世纪经济报道的专访。索尔海姆曾深度参与全球环境事务，亲历了全球环境治理数十年的变迁，他长期关注中国在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低碳发展领域取得的成就。

　　索尔海姆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面对共同的地球危机，转向合作共赢是唯一出路。绿色转型已不再是昂贵的道德选择，而是蕴藏着商业机会的经济必然。中国通过自身实践成功地将绿色科技成本降至可普及水平，为全球南方国家提供了全新的发展路径。

　　中欧合作共塑气候领导力

　　《21世纪》：在当前地缘政治紧张背景下，中欧为何能率先达成气候共识？

　　索尔海姆：当前全球面临的最大不确定性之一，是美国的政策不可预测性。在此背景下，中国、欧盟以及印度等主要经济体，最有能力成为引领全球转型的关键力量。十年前，欧洲在环境技术和管理上明显领先于中国，而如今中国已在多个绿色领域实现反超。双方并非竞争关系，而是互补共进。中欧已在多个层面开展务实合作，未来更需在技术共享、标准协同与自然保护等领域深化协作，共同发挥领导力。

　　《21世纪》：中欧的合作模式能否复制到COP30南北国家资金与技术分歧的解决中？

　　索尔海姆：关键在于思维转变。绿色转型不是成本负担，而是巨大的经济机遇。中国已建成全球最大的电动汽车产业链，供应全球90%的太阳能光伏组件，正是将绿色发展视作商业机会的结果。发展中国家若继续将时间消耗在向欧美争取资金上，只会错失良机。

　　以非洲为例，转向太阳能发电不仅有利于环境，更可降低用电成本——这得益于中国推动光伏成本下降近八成所带来的全球红利。中国推动太阳能价格大幅下降，企业间的激烈竞争进一步拉低了成本，这为未来绿色增长开辟了一条全新路径，与过去依赖煤炭的发展模式截然不同。

　　《21世纪》：你对将于巴西贝伦召开的COP30有何期待？

　　索尔海姆：巴西总统卢拉推动此次大会在贝伦举办，核心是希望聚焦亚马逊雨林保护。我认为贝伦大会最重要的议题就是强化雨林保护的关注度。如今，巴西的雨林保护已重回正轨，森林砍伐率大幅下降。全球第二大雨林国家印度尼西亚的森林砍伐率也大幅降低，几乎降至零。因此，我认为聚焦雨林保护将是贝伦大会的核心议题。

　　《21世纪》：距离COP30的召开不足一月，为何欧盟没有提交新一轮NDC？

　　索尔海姆：目前来看，欧洲处境艰难——领导力严重不足，政治领导人更迭频繁，缺乏稳定性。通常引领欧洲的大国是德国，德国如今面临诸多国内问题，难以发挥引领作用。欧洲需要更有力的领导力，否则将在绿色转型中步履维艰。

　　推动中国绿色企业走出去投资

　　《21世纪》：中国正在制定“十五五”规划，你对其中的气候相关规划有何期待？

　　索尔海姆：绿色发展必将成为中国“十五五”规划的核心内容。

　　中国目前已拥有全球独一档的绿色产业生态系统。以新能源汽车为例，中国是全球新能源汽车最大的生产国，每两秒就能生产一辆，任何国家都难以与之竞争。在绿色发展的各个领域，中国的经济体系已远超其他国家。

　　但这种优势不能仅停留在中国生产、全球出口的层面，我们必须让中国巨大的绿色发展成果惠及全球，唯一的途径就是推动中国企业更多地走出去投资，同时未来还需进一步扩大外国企业对中国市场的参与度，同时增加中国对外投资。

　　《21世纪》：发展中国家气候适应资金缺口高达2150亿美元/年。中国通过“一带一路”绿色项目及南南合作基金推动绿色基建，未来如何优化资金分配机制，确保最脆弱国家优先受益？

　　索尔海姆：历史表明，我们目前建立的全球多边机制效率低下、进展缓慢，而当前推动世界发展的核心力量是投资。因此，最重要的是让中国绿色企业走出去投资。这些投资正在向当地转移技术、助力绿色发展，这才是关键。如果一味依赖低效的全球机制，进程会非常缓慢。但聚焦绿色投资，就能大幅加快步伐。

　　不过，气候适应领域难以通过市场机制推进，需要全球机构的介入。对于越南、印度尼西亚、卢旺达等治理有序的发展中国家，在太阳能、水电等领域的投资应交给市场、商业力量，这样资金效率会高得多。

　　《21世纪》：针对“新集体量化资金目标（NCQG）”，你认为中国可提出哪些兼具雄心与可行性的方案？

　　索尔海姆：我认为，中国聚焦共建“一带一路”下的对外投资是实现这一目标的绝佳机制。中国可通过该倡议在这些国家投资太阳能、风能、水电、抽水蓄能、电动汽车、动力电池等领域。这一过程中，中国既能转移技术、提供资金，最终也能通过打造以中国为核心的更大市场实现共赢。

　　《21世纪》：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已成欧盟政策焦点。中国新能源产业如何通过标准互认减少壁垒，同时避免“低价倾销”质疑？

　　索尔海姆：我认为CBAM不会对中国企业构成重大阻碍，因为中国在环境领域已处于领先地位，反而可能对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造成更大影响。

　　欧盟推出这一政策旨在推动本土钢铁、水泥产业绿色转型，自然无法同时容忍来自环境标准较低国家的竞争。但欧盟的问题在于，一方面想阻挡低标准产品进入；另一方面，当中国推出高质量产品时，比如中国电动汽车，其能效、电池技术和科技含量均优于欧洲汽车，欧盟却试图将其挡在市场之外。这种“既拒低标准产品，又拒高标准领先产品”的做法，显然完全是不合理的。因此，欧盟推出的CBAM后续为阻挡比亚迪、宏光MINI、吉利等中国电动车企业进入而采取的措施，对欧洲绿色经济发展极为不利。

　　《21世纪》：当前，一些市场对ESG理念持怀疑态度。应如何构建更具韧性、更可持续且能经受市场考验的体系？

　　索尔海姆：我认为ESG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理念，全球每个大型企业都应努力达到这些标准。但遗憾的是，现行的一些标准制定得过于复杂和官僚化，沦为在系统中打勾填表的形式主义，这导致中小企业根本无力承担合规成本。大企业虽然负担得起，但这种做法实际产出有限。我们真正需要的是聚焦核心实质的体系。以苹果公司为例，作为全球市值最大的企业，评判标准应聚焦于苹果是否竭尽全力确保其数据中心采用绿色能源，是否全力推动供应链绿色转型。关键在于聚焦实质性问题，而非纠结细枝末节。当体系抓住重点时，ESG理念的生命力才会更加旺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