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伟伟（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牛津大学法学院访问学者）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曾几何时，那部欧盟制定的GDPR（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通用数据保护条例》）一度被捧得很高——甚至被视为“黄金标准”“布鲁塞尔效应”等等，引得各国竞相“抄作业”。怎料想，风水轮转，十年不到，如今GDPR竟被一些观点指为欧洲互联网产业萎靡的“罪魁祸首”。

　　的确，欧洲在全球科技版图上，确实有点跟不上趟了。中美都有各自的互联网大厂，而偏偏欧洲，能拿得出手的互联网公司着实不多，能排到头部的，更是一个都没有。于是，吹捧GDPR的声音，慢慢被怪罪GDPR的声音压倒：“瞧瞧！都怪GDPR！缚住了企业手脚，还谈什么创新？”

　　有趣的是，学问家常犯一个通病：容易高估自家屠龙术的威力。法学也不例外。总觉得自家的坛坛罐罐，对这复杂世界的运转有着决定性影响。于是，一部法律的出台或废止，便被渲染得如同开天辟地或洪水滔天一般。殊不知，互联网产业运行盘根错节，哪里是一部法典就能轻易左右？ 将欧洲互联网产业发展迟滞，尽数归罪于GDPR，恐怕也是犯了这种职业病。

　　当然，批评GDPR扼杀创新，倒也并非全是空穴来风。确有不少研究和评论指出，GDPR的条条框框，正给欧洲的互联网产业带来实实在在的困扰。尤其是在人工智能（AI）等前沿领域，数据获取和训练简直成了一场噩梦。AI开发和训练如同嗷嗷待哺的巨兽，依赖海量数据喂养，而GDPR的“目的限制”“数据最小化”原则，以及那让工程师头疼的“被遗忘权”，无疑给数据获取和算法迭代戴上了沉重的镣铐。

　　更令人忧心的是，这种微观层面的创新阻力，似乎正汇聚成对欧洲整体经济竞争力的宏观拷问。前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吉受托撰写的报告，便直指欧洲复杂的监管环境（点名GDPR）妨碍创新，使其难以跟上中美步伐。投资数据似乎也在佐证这种担忧。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等机构的研究显示，GDPR生效后，流向欧盟科技行业的风险投资，无论交易数量还是总额，均出现显著下滑，尤其是投向初创企业的资金。

　　这些监管压力也传导至企业运营层面。研究表明，GDPR实施后，欧洲用户的网站浏览量与在线收入有所下降。并且，高昂的合规成本对中小企业的冲击远大于科技巨头。颇具讽刺意味的是，GDPR抬高了合规门槛，反而无意中为谷歌、Meta等已掌握大量数据和雄厚资金的巨头，挖掘了一条对抗新竞争者的“护城河”，与立法初衷南辕北辙。

　　然而，即便这些批评不无道理，就此断言GDPR是欧洲互联网产业衰落的“元凶”，恐怕仍是过于轻率。硬币总有另一面。因此，产业监管和鼓励创新之间并非二元对立，寄希望于立一部法就能带动整个产业发展，就如同以为推翻一部法就能解放产业一样，都不切实际。毕竟，GDPR出台之前，欧洲互联网产业也从不曾独霸一方，而GDPR即非万能药，却也非洪水猛兽。

　　如果GDPR不是主凶，那欧洲互联网产业究竟“病”在何处呢？曾经造出“布鲁塞尔效应”一词、来自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的安努·布拉德福德，在其研究中便指出了几处结构性沉疴。

　　其一，市场“散”。美国坐拥一个语言、法律、文化相对统一的巨大本土市场。欧洲呢？二十多种官方语言，文化习俗各异，再加上各国五花八门的法律法规，使得所谓的单一市场难以真正落地。一家初创公司想从柏林杀到罗马，不啻于企业出海。这就让欧洲的科技苗子先天发育不良。有趣的是，如GDPR、AI Act这类欧盟法规，本意恰恰是想用“一把尺子”取代“二十七把尺子”，是在弥合而非制造分裂。当然，和很多一体化监管政策一样，本意往往是好的，本本上的法律也可以写得很漂亮，但是落到实操，就可能在各地出现立法者意想不到的动作变形。

　　其二，资本“浅”。硅谷的传说，是用风险投资写就的。美国的大学捐赠基金、养老基金，源源不断地为风险投资输血。欧洲传统上更依赖银行贷款。欧洲的资本市场不仅“池子浅”，还被各种规矩捆住了手脚（养老基金投资限制多）。欧洲的一些初创企业好不容易熬过“天使轮”融资，却常在急需持续资金输血的B轮、C轮，发现粮草断了。在互联网产业这样一个烧钱领域，缺了资本投入，恐怕很难搞出像样的创新。

　　其三，文化“怯”。相比硅谷“失败是成功之母”的文化，以及美国破产法对创业者的“兜底”机制，欧洲文化相对更为保守，对破产也更为苛刻，对商业上“栽跟头”持强烈的负面态度，这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企业家的冒险精神。

　　其四，人才“疏”。美国是移民国家，其科技活力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五湖四海人才的汇聚。而欧洲对外来高科技人才缺乏足够的吸引力，蓝卡计划步履维艰，就连本土培养的尖子，也一个个奔赴大西洋彼岸，上演着“楚才晋用”的现代版。

　　这四个病灶，难道不比一部法律的条条框框，更能解释欧洲科技今日之困局吗？欧洲若想在未来的全球科技棋局中扳回一城，与其对着GDPR捶胸顿足，不如老老实实地去疏通那些梗阻的经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