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养老保障体系遵循三支柱架构，但发展并不均衡，如何实现三支柱的协同发展？在近日举办的2025外滩年会“多层次养老保障中的政府、市场与社会协同”圆桌论坛中，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周小川分享其观点。

　　“金融与养老金之间存在着非常紧密的联系”，周小川首先谈到，“研究养老金改革可以采取多种视角，或者说从不同的子系统入手。目前各视角之间的沟通协调以及最终如何实现系统优化，仍有大量工作尚未完成，这也导致了一些意见分歧。”

　　他指出，一部分观点主要关注养老金水平问题，认为随着人均GDP达到现有水平，养老金待遇也应相应提高。另一部分观点，特别是从财政角度出发，更关心资金从哪里来，没有资金支持，再好的设计也难以落地。因此，无论设计何种框架，核心问题是如何筹资和用好资金。第三是从投资的角度看。如果实行预筹积累，尽管全球金融市场存在波动，但通过投资实现保值增值仍有很大潜力。第四是注重公平的视角，将养老金视为收入再分配的重要渠道。

　　此外，周小川还从三支柱之间关系的角度提出问题，“究竟什么结构是最优的？各支柱之间如何衔接？这些子系统是否从根本上就难以整合？”其认为，通过深入研究、借鉴国际经验教训，并运用系统分析方法，是能够将它们更好地整合起来，形成一个更优体制的。

　　在圆桌对话中，周小川还围绕第一、第二支柱分享了他的思考。

　　关于第一支柱，周小川谈及，中国的第一支柱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世界银行所定义的第一支柱在概念上并不完全一致。中国第一支柱并非简单的普惠性、兜底性支出，其待遇计发公式在很大程度上与缴费年限和缴费基数挂钩，并设有上下限。前不久，领取养老金最低缴费年限刚从15年延长至20年。这表明，我们的第一支柱包含了很强的精算和贡献关联成分，其性质并非纯粹的第一支柱。当然，中国自行定义三支柱体系并无不可，但在进行国际比较时，若口径不一，就容易产生概念混淆和误解。

　　对于“第二支柱采用强制性可能会带来好处”的观点，周小川表示赞同，并谈及，回想20世纪90年代，针对香港回归后设计的新养老金体制，当时就推出了强制性的“强积金”（强制性公积金计划），这引出一个关键问题：必须高度重视资金来源。我们设想第一支柱非常重要，不仅因其人口覆盖广，还关乎当前提振消费的议题。第一支柱覆盖了大量人口，若要鼓励消费，有人主张提高养老金待遇，但这必须与“钱从哪里来”的问题紧密联系。有人认为没钱可以靠财政赤字，但此事远非如此简单。在中国，很多事情主实行的是“部门负责制”，负责社保的部门可能不直接承担财政平衡的责任，而负责财政的部门则会严格考量预算约束。这必然涉及到是否提高缴费率、或寻求新的平衡点等问题。

　　此外，周小川提出，许多养老保障的讨论会忽略企业的利益和感受。企业要追求效率和竞争力，如果在社会保障供款方面负担过重，必然削弱其竞争力。因此，企业会通过各种渠道向主管部门反映，最终可能导致社保缴费率的下调——这种现实原因不可否认是存在的。当然，也有人指出，未来的出路之一在于显著延长退休年龄。但企业对此也有顾虑：高龄员工的劳动生产率可能不同，病假也可能更多，企业可能会不情愿，甚至设法规避。因此，制定政策时必须充分考虑企业的实际情况和反应。

　　最后，关于人工智能的影响，周小川指出，从目前的讨论来看，AI很可能显著加大而非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然而，目前尚未建立有效的渠道和机制，将AI带来的新增效率和GDP增量分配给养老金体系，这也是一个亟待研究的课题，并且与企业考量密切相关。“希望研究养老金的各界人士和政策制定者，能对企业的感受和诉求给予更多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