备受关注的“生育津贴直发”正加速落地。

　　国家医保局消息显示，自11月1日起，全国有25个省份生育津贴将直发个人，其中江西、安徽、陕西等省已先行实施。

　　而越来越多的城市正持续加大力度，推动生育率的提升。

　　2021年，四川攀枝花率先探路，给二孩家庭每月发500元；今年3月，湖北天门把三孩“全包”补贴抬到35.59万元。此后，京沪等一线城市也发布生育补贴措施。

　　各个城市发放“育儿补贴”的背后，是各地对出生率下滑的积极应对——生育率的下降不仅影响着城市未来发展潜力，也冲击着城市当前的经济活力。

　　如湖北省社科院全面深化改革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叶学平就指出，从提振消费角度看，生育带动了母婴产品、教育、医疗、房地产等行业需求上升，形成“生育刺激消费—消费拉动经济—经济反哺生育”的良性循环。

　　不过，虽然育儿补贴能在短期内刺激生育率提升，但生育是一个复杂的综合性决策。在生育补贴之外，还应该注重更为完善的托育服务、更为有力的职场妈妈支持环境、更为均衡的教育资源等。

　　一线城市也开始花样“促生育”

　　早在四年前，一些三四线城市就已经启动育儿补贴。

　　2021年，四川攀枝花率先出手，对按政策生育第二个及以上孩子的本市户籍家庭，每月每孩发放500元育儿补贴金，一直发到孩子3岁；2022年，甘肃省张掖市临泽县跟进，对生育二孩、三孩的临泽户籍常住家庭，二孩每年给5000元、三孩每年给10000元，同样发到3岁；最广为人知的是湖北天门市，从2023年开始育儿补贴“一路加码”，目前对三孩的补贴合计可高达35.59万元，其计划2024年至2026年投入3亿多元用于鼓励生育。

　　三四线城市率先开始发放生育补贴的因素之一，是应对人口减少带来的直接冲击。以天门为例，2017年天门出生人口1.8万人，随后连年下滑。到2023年，天门全年出生人口仅有6004人，缩水近三分之二。根据《瞭望》新闻周刊的报道，连续多年出生人口数量大幅下降，给天门带来一连串变化：城区医院产科缩减、乡镇医院产科关停、幼儿园关门、招工难、消费不振，人口老龄化程度也持续加剧。

　　不仅是如天门这样的三四线城市，一些省会城市、人口超千万的大城市也加强了对生育政策的支持力度。

　　2025年1月，上海出台政策，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宣布女职工产假及生育假期间，单位缴纳的社保费可按50%比例向财政申请补贴；3月，呼和浩特推出“大手笔”补贴新政：一孩补贴1万元，二孩5万元，三孩及以上10万元；7月，北京发布完善生育支持政策的15条措施，公租房、公积金、汽车上牌等均向多孩家庭倾斜。截至目前，天津、广州、武汉、杭州、长沙、郑州、合肥、无锡、东莞等城市均已出台育儿补贴政策。

　　新生儿撬动“链式需求”

　　当前，已经有越来越多城市意识到，生育不仅意味着劳动力的增加，也能刺激消费，其经济效益不仅具有长期性，还能立竿见影地显现出来。

　　今年7月，天门市委书记纪道清在《中国人口报》上撰文指出，从社会发展维度看，人口是城市活力的源泉。从经济发展维度看，一个孩子可拉动未来80年左右的消费。

　　泽平宏观《中国生育成本报告2024版》数据也显示，中国家庭0—17岁孩子养育成本平均为53.8万元。这就意味着，每个新生儿的落地，都会带来托幼、教育、购房、保险等链式需求。

　　克而瑞地产研究也显示，人口出生率与商品住宅成交规模呈正相关。

　　一个强有力的印证是，很多地方的促生育政策都配套了购房补贴，提升生育率的同时还能带动房地产消费。

　　天门的育儿政策就配套了购房补贴：二孩一张购房认购券6万元，三孩一张购房认购券12万元。这一政策极大地激活了楼市。消息称，2024年，天门促生育政策就带动房地产投资增长5.9%，财政收入增长14.1%。

　　2025年，更多城市出台相关政策。

　　今年4月，攀枝花继续在育儿政策上加码，对二孩、三孩家庭发放购房补贴，二孩家庭补贴1.5万元，三孩家庭2万元；同月，武汉出台“汉九条”楼市政策，对二孩、三孩家庭分别给予6万元、12万元购房补贴，还对“卖旧买新”的家庭给予契税补贴；6月，浙江衢州新政更“大手笔”，二孩购房最高可申请补贴8万元，三孩家庭最高可申请补贴20万元。

　　2024年，天门市出生7217人，止住连续7年出生人口下滑的势头，8年来首次“由降转增”。较2023年历史低点出生6004人，增长了1000余人，同比增幅17%。

　　随着生育率同步提升的，还有常住人口数量。2024年，约有8万在外务工的天门人返乡。天门顺应沿海地区服装产业转移趋势，大力发展服装电商产业，提供了大量就业岗位，配合同步实施的城镇产业“双集中”政策，进一步增强经济活力。

　　一次性补贴只能“救急”

　　虽然，目前各地进行了诸多探索，短期内也收获了一定成效，但从政策设计与落地实效来看，部分举措仍存在短期化倾向与覆盖片面等问题，尚未形成支撑生育意愿的长效、系统解决方案。

　　譬如，近两年来，很多城市提供了大量“妈妈岗”岗位，但普遍薪资较低，且缺乏晋升通道，不利于女性长期职业发展。

　　因为“妈妈岗”不仅是养家糊口的岗位，更应成为母亲实现职业价值的工作。上海最近推出的“科妍回归计划”是一个较好的探索，今年将在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开展试点，面向40岁以下、生育后2年内的博士或副高职称女性科研人员，遴选20人，每人资助2万元补贴和3万元科研经费。

　　在托育服务方面，虽然托位数不断增长，质量却参差不齐。截至2024年底，我国实有托位数达到580万个，千人口托位数约为4.08个，较2020年增长了约2.3倍。但与此相对的是一面增长，一面亏损。

　　2024年9月，国家卫健委相关报告指出，当前推进托育服务存在诸多问题，如地方重视程度不高；运营成本难降，普惠程度不高；支持措施落地慢，短板弱项多；综合监管不完善，存在安全隐患。

　　以北京为例，目前北京托位总数达6.7万余个，其中普惠托位为3.2万余个，不到一半，非普惠托育价格在6000元至8000元不等，价格仍然偏高，部分家庭负担较重。

　　值得一提的是，目前育儿政策还出现了“重户籍，轻流动”的制度安排。许多城市在制定育儿补贴政策时，申请条件通常要求部分家庭成员必须为本市户籍居民，然而，很多城市户口还与房产挂钩，没有房产就无法入户，这进一步加剧了家庭负担。

　　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靠一次性补贴只能“救急”，唯有把住房成本、职场歧视、托育短板、教育焦虑等系统性痛点逐项拆解、同步改革，才能持续释放生育意愿，让“想生”真正变成“敢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