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联邦政府又“关门”了。

　　当地时间9月30日，美国国会未能在最后期限前通过临时拨款法案，联邦政府资金于10月1日零时中断，美国法律意义上的政府“停摆”正式生效。这意味着，除“提供必要服务的政府雇员”外，数十万联邦雇员将被迫无薪休假，部分公共服务暂停或延迟，经济数据发布也受到影响。

　　美国联邦政府的财年从每年10月1日开始，次年9月30日结束。要维持政府运转，行政部门需提出预算，由美国国会众议院和参议院进行讨论、修改，并达成一致，再交由美国总统签署，成为联邦政府各项支出的依据。

　　若常规拨款无法通过，就需要按照上一财年的支出水平通过临时拨款法案，以维系政府的临时运转。如果国会没能就常规预算达成一致，也未能通过临时拨款法案，美国联邦政府就会失去运转经费，被迫“关门”。

　　此次美国政府“停摆”，仍然遵循这套“老剧本”。

　　今年上半年，美国国会围绕常规拨款的多项条款争论不休，立场分歧尖锐，始终难以达成一致。进入9月，眼看所剩时间不多，众议院共和党人提出一份临时拨款法案，试图以此支撑美国政府一个多月的运转。然而，因该条款要削减部分医疗补助支出，遭到民主党拒绝。民主党在参议院则提出了另一份临时拨款法案，要求加大医保相关福利支出力度，又未能获得共和党支持。两党互不让步，结果是联邦政府再度陷入“停摆”。

　　“停摆”对美国社会的影响立竿见影。

　　最直接的是对联邦雇员的冲击。历史上，美国政府已经历过20多次“停摆”。过去，政府雇员往往只被要求进行临时休假，薪资延后发放。但是这一次，情况大为不同。据报道，白宫要求各联邦机构在“停摆”期间制定一份永久裁员名单。美国司法部的文件显示，“停摆”进入第三周，已有来自美国财政部、商务部、国土安全部、教育部等机构的超4000名员工收到裁员通知。此外，约75万“非必要岗位”的联邦雇员被迫无薪休假，数十万“必要岗位”政府雇员无薪上班。

　　不少原本干活的人或被裁员，或被迫休假，政府功能自然大为受限。

　　普通民众感受尤深：数百万孕妇和儿童赖以生存的食品券发放受到影响；住房援助和能源补贴也因资金断档延迟发放；原本由联邦政府负担的部分学生午餐费用只能由地方政府垫付，导致州县财政压力骤增；疾控中心、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日常统计更新、药品审批速度等开始放慢；涉及联邦机构的民事诉讼审理大范围延后；全国多地博物馆、国家公园、纪念碑纷纷关闭或缩短开放时间；原本计划进行的旧金山市滨河公园施工工程、纽约市给排水系统修建、马萨诸塞州多座桥梁扩建等项目均受到影响，甚至面临被取消的威胁。

　　资本市场同样焦虑：由于美国劳工统计局暂停运作，就业、通胀等关键经济数据的发布推迟或断档。美联储失去了重要的政策依据，投资者对美国经济前景的判断也少了很多参考，不安情绪开始蔓延。

　　目前，“停摆”引发的混乱已经引起全美各界广泛不满。美国两党对此心知肚明，但却无改正举措，反而利用各种场合互相指责，大打“口水战”。

　　事实上，如此荒唐的场景，并非美国政治的“原生设定”。其根源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初。在此之前，美国政府面对拨款中断的做法完全不同。

　　早在1870年，美国就通过《反赤字法》，规定若国会未拨款或资金用尽，任何联邦机构不得继续支出或签订合同。但长期以来，这一规定并未被严格执行。尽管国会也常常拖延预算审议，但是行政部门则采取“先干活、后拨款”的做法——各机构照常运作、发放薪酬，待预算通过后再补记账。因此，在很多情况下，美国政府即便无钱可用，也不至于真正“关门”。

　　到20世纪70年代，美国财政赤字高企，国会对美国总统随意调拨预算资金的行为不满，于是通过了《国会预算与削减控制法》，以强化国会的预算主导权。1980年，美国司法部发表司法解释，明确指出：在拨款中断期间，继续履行职能的政府官员会被认定为违反《反赤字法》，除非得到国会授权。1981年，美国司法部进一步发布补充意见，提出在资金耗尽的情况下，除非与生命安全或财产保护直接相关，所有政府职能必须停止，否则任何支出都构成违法。自此，美国联邦政府“停摆”正式被“制度化”。

　　如此规定，本意是防止财政失控，但是随着美国政治极化、两党对立日益尖锐，预算审议与拨款投票逐渐成为党派对抗的舞台，两党拼命给彼此制造麻烦，频繁出现“为否决而否决”的现象，导致“关门”闹剧频频上演，成了美国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那么，在同为西方发达国家的英国、法国、德国，为什么很少听说政府“关门”呢？这就不得不说各国之间的制度差异了。

　　美国政府预算拨款程序将政府运作与预算拨款刚性绑定，却没有设置有效的冲突解决机制；赋予国会和总统相互制衡的权力，却没有规定制衡失效时的补救措施。

　　相较之下，其他国家有各种各样的补救措施。例如，在议会制国家，政府（内阁）由议会多数党或执政联盟产生，因此行政部门和立法部门存在紧密联系，议会和政府在政策上高度一致，尤其是预算等重大决策。如果预算案没通过，往往被视为“对政府的不信任投票”，可能导致政府下台、重新大选。待产生新政府后，预算流程重新启动，其间政府依旧运作。

　　还有一些国家，则由法律直接授权政府，可在议会分歧时通过“临时预算”维持运作。例如，德国法律规定，财政必须连续运作，若预算未通过，政府可按上年预算支出。这类国家通过法律自动延续机制避免政府停摆，以保障政治分歧不会演变成“制度瘫痪”。

　　一场“停摆”，折射出美国政治运行的深层病灶。国会山的争吵声越来越大，普通民众的日子也越来越难过。领不到补助的底层民众、被延误的基建项目，都在用自身糟糕的处境讲述一个事实：当政治算计取代社会治理，“停摆”的不仅是美国的政府，更是民众的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