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6日下午，北京一场以“学习四中全会精神，展望中国资本市场‘十五五’”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吸引了国内顶尖经济学者的目光。在党的四中全会刚刚闭幕、即将发布“十五五”规划建议稿的关键时点，这场由万博新经济研究院与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资本市场研究院联合主办的研讨会，恰如其分地为中国资本市场未来五年的发展路径提供了前瞻性思考。

　　与会专家们达成了一个基本共识：中国资本市场正站在从规模扩张到功能重塑的历史转折点上。数据显示，当前A股总市值已突破百万亿元，但与GDP之比仍不足80%，远低于美国（223%）、日本（178%）和印度（125%）的水平。

　　如何实现向两百万亿市值的跨越，如何在“十五五”期间更好地发挥资本市场的“枢纽”功能，成为研讨会讨论的焦点。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原副理事长王忠民在发言中提出了一个引人深思的观点：“当我们还在为每个市场波动而焦虑时，全球资本正在重新评估中国资产的价值。”这句话道出了当前资本市场面临的双重挑战：一方面需要完善市场基础制度，另一方面更需要从根本上转变对资本市场功能的认知。

　　认知破局：股市不是提款机，而是创新孵化器

　　“如果我们还停留在把股市当融资工具的认识上，就永远无法理解为什么美国能诞生英伟达这样的公司。”中国人民大学原副校长、中国资本市场研究院院长吴晓求的发言直指核心。他列举了一个鲜明对比：过去三十年，我们更多把资本市场视为银行体系的补充，但现代经济的竞争，本质是创新能力的竞争。

　　在吴晓求看来，资本市场最核心的功能是激励创新者。他引用刚刚颁布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研究成果说明：“创新的源泉来自于科学思想的长期积累，更需要包容失败的文化氛围和制度环境。”他呼吁，中国需要构建能让创新者获得合理“创新溢价”的机制，而不是让创新者面临“要么跑路、要么跳楼”的困境。

　　万博新经济研究院院长滕泰则用具体数据描绘了市场发展的可能性：“如果到2030年股市总市值从现在的百万亿元增长到两百万亿元，每年将带动数万亿新增消费。”他特别指出，美国AI产业的发展并非依靠政府补贴，而是依托资本市场对科技公司的高估值支撑，“没有英伟达的万亿美元市值，就不可能有美国人工智能的迅猛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所长张晓晶的发言进一步深化了这一话题。他将金融的核心功能重新定义为“管理风险而非规避风险”，并对比了中美在创新生态上的显著差异：美国通过“收拾烂摊子”理论容忍试错，而我国的试错成本还有很大提升空间。他提到的一个细节令人印象深刻：“马斯克的火箭发射失败，团队却在欢呼，因为他们得到了宝贵的数据。这种对失败的宽容度，是我们最需要学习的。”

　　现实迷思：经济数据与股市表现为何“脱节”？

　　“最近几个月出现了一个有趣现象：经济数据未必超预期，股市却逆势上扬。”长江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伍戈抛出的问题引发会场思考。他分析认为，这实际上反映了资本市场定价逻辑的根本变化——传统的消费、投资、进出口等需求端数据已不能完全解释股市表现。

　　伍戈将这种变化归结为三大新因素：科技革命的冲击、全球货币格局重构、国内政策对资本市场的精准呵护等供给侧因素。

　　摩根士丹利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邢自强通过国际比较佐证了这一观点。他刚刚结束为期一周的美国路演，发现全球资本正在重新评估中国资产：“过去形成的‘美元资产独秀论’正在被打破，外资开始意识到，中国不是上世纪90年代的日本。”

　　邢自强进一步指出，从去年“924”以来，市场信心的回升经历了三个层次的脉冲式改善：政策层面打破思维定式、企业层面展现创新韧性、资金层面出现全球再配置。“这三重‘觉醒’共同推动了资本市场信心的系统性修复。”他的观察为理解当前市场表现提供了新的视角。

　　王忠民则从理论层面解释了这种现象。他提出，四中全会凸显了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新宏观经济模型，在这一模型下，经济评价指标需要从“GDP最大化”转向“市值最大化”。他指出，AI等新技术催生的免费服务虽未计入GDP，但其价值通过资本市场估值得到充分体现，“特斯拉超越汽车制造本身的估值就是最好例证”。

　　流动性解码：技术面还需成交额？

　　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教授贺强带来了最具体的市场分析。他将去年“924”以来的行情划分为四个阶段，通过精确的数据测算揭示了一个现实：目前日均2.2万亿元的成交额，远不足以支撑市场突破历史高点。

　　“2015年市场高点时只有2797家上市公司，如今是5448家，几乎翻倍。”贺强解释说，“简单类比，当时突破高点需要2万亿日成交额，现在可能需要4万亿。”

　　贺强提出，除了扩大社保、保险等机构资金入市外，还应该考虑恢复T+0交易制度，这在当前争议较大，但他坚持认为：“T+0不是洪水猛兽，反而能让散户及时止损。”他列举了1992年至1995年初实行T+0的经验，以及全球期货市场普遍实行T+0的现实，强调这一制度能在不新增资金前提下提升流动性。

　　王忠民则从另一个角度解析了资金问题。他对比了各国养老金投资比例：“挪威全球养老基金的股票配置比例从1998年的40%增长到2022年的70%，日本国内股票配置比例也提升至25%，而我国基本养老金股票投资占比仅约3%。”这一对比揭示了长期资金入市的巨大空间。

　　邢自强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具体改革建议。他认为，通过国资划转、财政支出结构调整、税制改革三个支点，可以将国资划转社保比例从当前的10%提升至30%-40%，从而大幅增强社会保障能力，同时为资本市场注入长期稳定资金。

　　制度破局：从“澳门设股市”到“创投急救基金”

　　大成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李寿双带来了来自市场一线的新鲜案例。作为澳门证券交易所的审核委员，他建议在澳门设立股票交易板块：“香港主要服务大企业，众多中小企业需要新的上市渠道，澳门可以承担这个功能。”

　　更引人关注的是他关于设立PE/VC行业“急救基金”的提议。“对赌回购条款正让很多优质企业陷入困境，”李寿双解释，“一个专业的不良资产处置基金能够接续这些企业的股权，起到周转作用。”他认为，这种精准施策比动辄千亿的产业基金更能解决实际问题。

　　张晓晶则指出了更深层次的制度障碍：“我们的金融体系更擅长处理可预测风险，但对创新的‘不确定性’却束手无策。”他建议，需要培育宽容失败的文化氛围，健全风险定价机制，并破除对财富积累的“眼红”心态，真正落实“三个区分开来”原则。

　　吴晓求在总结发言中强调了法治建设的重要性。他提出，加强法治建设有两个目标：一是确保市场透明度，二是让违法违规者付出沉重代价。“美国在安然事件后出台《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SOX法案），显著遏制了重大财务丑闻，值得我们借鉴。”

　　研讨会的共识逐渐清晰：中国资本市场正在经历从量变到质变的关键转折。不再仅仅是经济的“晴雨表”，更要成为创新的“孵化器”、财富的“稳定器”。正如一位专家所言：“当我们不再为每个波动而惊慌，当创新者不再为失败而恐惧，两百万亿的目标自然水到渠成。”

　　随着讨论的深入，与会专家勾勒出的“十五五”资本市场发展路径愈发清晰：通过重构市场功能、改善资金供给、推进制度创新，中国资本市场有望在服务国家战略的同时，实现从百万亿元到两百万亿元的历史性跨越。这条跨越之路，不仅关乎数字的增长，更关乎发展理念的深刻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