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财经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张伟泽香港报道

　　30余年前，当梁纯在美国布朗大学读博士以及在美国冷泉港实验室做博士后阶段，他心中已经埋下了一颗种子：能否通过抑制DNA复制来开发全新的抗癌药物？

　　这个想法在当时几乎是天方夜谭。彼时的抗癌药物研发，主要集中在已知的致癌基因靶点上，很少有人愿意冒险去验证一个全新的治疗机制。但梁纯选择了这条最难走的路。

　　30余年后的今天，这个想法已经走出实验室，成为一家名为恩康药业的生物技术公司的核心资产。从香港科技大学的基础研究到广州的产业化运营，从国际首次确立DNA复制起始蛋白抗癌靶标到First-in-Class药物（首创药物）的临床试验，梁纯及团队用20多年时间在无人区里开辟出一条道路。

　　从0到1：一条持续20多年的研发长路

　　梁纯对DNA复制起始蛋白的想法在布朗大学和冷泉港萌生并非偶然。

　　冷泉港实验室被誉为"分子生物学的圣地"，这里诞生了8位诺贝尔奖得主，见证了DNA双螺旋结构的发现、遗传密码的破译等里程碑式突破。1953年，詹姆斯·沃森在此与弗朗西斯·克里克共同提出DNA双螺旋结构模型，引发生物学研究的重大革命。在这样一个充满创新传统的环境中，梁纯对DNA复制机制的深入思考显得水到渠成。

　　1998年，梁纯选择从冷泉港实验室回到香港科技大学工作。回港后，梁纯立即着手验证那个在布朗大学和冷泉港萌生的构想。

　　对于这一新靶点的选择，梁纯解释道，DNA复制是所有癌细胞分裂的必经步骤，抑制DNA复制起始蛋白理论上可以阻断所有癌细胞的增殖。更关键的是，通过抑制DNA复制起始，可以让正常细胞滞留在较安全的G1期（细胞分裂的一个阶段）或者在G0期（细胞停止分裂的阶段）静止；在此情况下，癌症细胞则因其调控机制的紊乱，无法像正常细胞一样被保护在相应的细胞周期，从而进入无法完成的DNA复制期而诱导细胞凋亡。因此，这一靶点对正常细胞的毒性相对较低，具备了成为理想抗癌靶点的三大特征：高效性、广谱性和安全性。

　　梁纯在香港科技大学用了4年时间，终于在2003年通过国际期刊发表论文，在全球范围内首次确立DNA复制起始蛋白为有效抗癌靶标。随后，他与当时在香港浸会大学的姜志宏教授合作，利用天然化合物库筛选，找到了能够抑制该靶点的候选药物。

　　从基础研究构想到找到具备成药潜力的化合物，这一过程耗时就超过了10年。2014年，梁纯的团队获得了广州蕴泰资产管理公司1600万元和广东星辉投资有限公司1500万元的天使轮投资，梁纯团队在广州启动商业化运作，2017年将之前成立的英特医药和恩智医药二家公司合并为恩康药业。到2024年12月，恩康药业已经完成了数千万元的B轮融资，投资方包括诸暨谢诺盛康创业投资合伙企业等机构。

　　在研发进度方面，恩康药业通过DRIP抑制剂药物筛选平台开发的首个创新DRIP（DNA复制起始蛋白）靶点First-in-Class一类抗癌药物EN002凝胶已完成临床前研究，于2021年8月获得拟用于治疗非黑色素瘤皮肤癌及癌前病变的中国I/II 期临床批件，目前已完成以中国和澳大利亚为主的国际多中心I期临床研究，II期临床研究正在进行中。

　　临床前体内及体外试验结果表明，EN002与其DRIP靶标蛋白结合，可以在对正常细胞损伤较小的情况下使癌细胞凋亡。结果也显示其药效优于许多目前一线抗肿瘤药物，而且能在动物模型上有效抑制肝癌、胃癌、肺癌、宫颈癌、前列腺癌、皮肤癌等10余种肿瘤细胞。

　　穿越“死亡谷”

　　一般而言，创新药可大致分为首创药物和跟踪性创新药两大类。首创药物（FIC，First–in-Class）是指针对全新靶点或作用机制研发的突破性药物，其研发过程风险高、投入大，但一旦成功往往带来重大治疗突破和巨大市场回报。而跟踪性创新药则是在已有FIC药物的基础上进行结构优化与改进。从研发难度与价值来看，FIC作为源头创新风险最高，但回报潜力最大。

　　在这一创新药研发阶梯中，梁纯选择的是风险最高的FIC赛道，且针对的是全新的靶点。

　　在创新药研发领域，“双十定律”广为人知：十年时间、十亿美元，是新药上市的平均成本。绝大多数项目难以跨越从基础研究到临床试验的转化阶段，这一瓶颈被称为"死亡谷"。

　　对于恩康药业而言，其研发也走过了漫长的路程。从1999年开始验证靶点到如今进行临床二期，已经经过了二十多年的时间。梁纯坦言，研发全新靶点的新药，需要克服很多困难。其中，药物临床试验是新药研发过程中耗时最长且成本最高的阶段。

　　梁纯指出，虽然目前AI辅助可以在临床前候选化合物等阶段，缩短药物研发的周期，但新药在动物实验和临床试验阶段仍需要较长的时间以及较高的费用。

　　如何穿越研发的"死亡谷"？梁纯认为，药物研发中临床价值排第一位，成功率第二位，资金和时间成本只能排第三。药企要聚焦在能大幅度解决现有疾病的新药，同时提升研发的成功率。

　　为了度过临床试验阶段，降低研发风险，不少企业选择对外授权（license out），即将尚未商业化的创新药物管线，将其在特定区域（通常是海外）的研发、销售权授权给合作的国际药企，以换取首付款、里程碑付款和销售分成等回报。这也就是创新药领域常说的BD（Business Development，业务拓展）模式。

　　BD模式是2025年中国创新药企业的热点。据医药魔方统计，2025年上半年，中国创新药及技术平台相关交易License-out（授权引出）总额突破600亿美元，超越2024全年BD交易总额；其中单笔超10亿美元交易高达16笔。

　　然而，在BD模式兴起的背后，“卖青苗”的隐忧也随之而来。这一称谓形象地指向一个行业现实：企业将处于临床早期阶段的创新药转让给跨国药企，类似于农民在庄稼成熟前就把青苗卖掉。

　　对于BD模式，梁纯认为创新药企业应确立自身的平衡点：对于仅属跟踪性创新的药物，由于其未必能突破现有疗法的局限，企业可采取BD方式转让专利，回笼资金；若是具备突破性的首创药物，则企业至少需掌控部分权益，从而更有效地发挥其临床潜力。

　　梁纯也指出，有一些药企会将研发中的不同管线进行区分。保留一些临床潜力高的管线，将其他一部分研发中的管线进行对外授权，以缓解资金压力。

　　基于这一理念，在商业模式上，梁纯计划保留恩康药业在亚洲的权益，而将其他地区的权益商业化授权给海外的合作伙伴。

　　香港打造下一个生物医药高地

　　梁纯的创业历程恰逢香港生物医药产业的加速发展期。香港特区政府正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推动产业升级，力图在全球生物科技版图中占据重要位置。

　　香港特区政府也在资金上积极支持香港生物科技企业的发展，多方资助本地的生物科技研究项目发展。其中，截至2024年12月，"创新及科技基金"已批出893个生物科技相关研究项目，资助总额达6亿港元，涵盖干细胞疗法、分子诊断、生物药品制造等多个领域。

　　而梁纯所主导的首创高效治疗宫颈癌及宫颈癌前病变的原研DRIP抑制剂开发项目，也获得了香港特区政府RAISe+资助计划的批准。

　　在众多促进生物医药发展的政策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港版FDA"的筹建。为成为国际认可的药械监管权威并助力药企开拓市场，2025年香港特区政府施政报告明确提出，特区政府将于2026年内成立"香港药物及医疗器械监督管理中心"，加快"1+"新药审批，推动大湾区临床数据标准化。这意味着未来在香港研发的药物有望率先在本地获批，大大缩短审批周期。

　　对于"港版FDA"的未来发展，梁纯认为关键在于建立差异化优势。他指出，"港版FDA"在维持国际标准的同时，一方面需对药企研发给予成本补贴，另一方面则要大幅加速审批，例如放宽临床研发后期阶段的试验要求。

　　“如果我们的审批标准与其他地区趋同，那么企业选择香港时，成本就会成为决定性因素。因此，我们必须建立自身的独特性。”梁纯认为，香港医疗体系先进，临床数据只要符合国际标准，便可在全球范围内通用。他认为，高效并与国际接轨的审批体系，将是香港吸引医药企业及人才的关键。

　　冷泉港的种子在香港发芽

　　《21世纪》：你在美国冷泉港实验室完成博士后研究后，为何会选择回到香港科技大学任教？

　　梁纯：我在美国完成生物学博士学位后，在冷泉港实验室进行博士后研究。1998年，香港科技大学为我提供的工作岗位各方面条件都非常优厚，因此就决定回来任教。更重要的是，我觉得如果自己能做出成绩，不如在中国的大地上面做，这是比较关键的一点，所以就回来了。

　　《21世纪》：2015年你创办了恩康药业，当时的动机是什么？

　　梁纯：实际上，我在美国布朗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后期就萌生了以新靶标开发抗癌药物的想法。我的研究领域是DNA复制，当时就认为抑制DNA复制应该是有效的抗癌途径。

　　但当时在布朗大学和冷泉港的时候，我并没有独立决定研究方向的自主权。因此，回到香港科技大学后，除了基础研究，我开始专注于抗癌研究，用4年时间证明了DNA复制起始蛋白是有效的抗癌靶标，建立了这一系列的新靶标。

　　确立靶标后，我们与当时香港浸会大学江志宏教授（现任澳门科技大学副校长）合作，他提供天然化合物库，我们利用我们的筛选平台和技术，成功找到了具有抗癌活性的化合物。随后，我们将这项技术从学校转移出来，作为公司的核心开发项目，这就是创办恩康药业的契机。

　　21年长跑：从实验室到临床的漫漫长路

　　《21世纪》：从你的经历来看，找到靶点到研发出新药的整个周期似乎很长？

　　梁纯：确实如此。在学校进行研究时，资金、人力都相对有限，时间安排紧张，还需要兼顾大量基础研究工作。从验证靶点到找到第一个候选化合物，我们在学校就花费了10多年时间。进入公司开发阶段至今又已11年。

　　这样的时间周期在创新药领域并不罕见。以PD-1抗体为例，从最初的靶点发现到最终上市也用了20多年时间。

　　《21世纪》：创办恩康药业，从学校走向商业化的过程中，有没有碰到难题？

　　梁纯：药物开发本身就是极具挑战性的工作。除了研发周期长，还需要大量资金投入。我们开发的是全新靶点的药物，会遇到许多预料之外的困难——即使是跟随已有路径开发相对成熟的药物，也需要克服诸多障碍，更何况我们的靶点此前基本没有现成药物可供参考，是该领域的首创，面临的挑战更加复杂。不过，最大的制约因素仍然是资金。只要资金充足，其他技术问题都有解决的可能。

　　《21世纪》：恩康药业目前研究的针对靶点的药，是属于FIC（首创创新药）还是其他类型？

　　梁纯：是FIC，因为这是一个新方向、新靶标，也是这个靶标的第一个药，当然是First-in-Class（FIC）。

　　把最好的管线握在手里

　　《21世纪》：恩康药业未来的发展方向是怎样的？

　　梁纯：我们计划将海外权益授权给国际合作伙伴，而中国及亚洲地区的权益由公司自主掌控，目前大概是按这个方向准备推进。

　　《21世纪》：有人认为BD模式像是“卖青苗”，好不容易找到靶点、拿到“钥匙”，却要授权给别人，你怎么看待BD模式？

　　梁纯： 这确实需要谨慎平衡，关键在于药物开发的战略定位。如果开发的是基于现有药物的改进版本，或者在成熟技术基础上进行优化、原理相似且成功概率较高的药物，这类产品对患者有益、具有商业价值、对社会也有贡献，可以考虑通过BD方式进行转让。

　　但如果是全新的、独创的技术，有能力持续推进且有可能解决此前未解决问题的药物，至少应该自主推进到一定阶段，确保药物开发成功。销售环节倒不一定必须自己承担。

　　相反，如果将非常新颖的技术过早转让，对方可能因为不够了解技术内容和开发难点而无法有效推进，那么辛苦研发的创新成果就可能无法真正惠及患者。

　　《21世纪》：你怎么评价现在中国创新药的行业发展，现如今到了哪一个阶段？

　　梁纯：中国创新药行业从最初的仿制到创新转型，整个过程大约经历了20年。特别是近年来，随着越来越多海外人才回国参与药物开发，行业取得了显著进展。

　　从某些最新药物类型来看，比如抗体偶联药物（ADC），我们实际上已经达到世界先进水平。但在新靶点发现方面，我们仍然相对落后，因为这需要深厚的基础研究积累作为支撑——需要先发现新的靶点，再在已知的基因或蛋白中验证哪些能成为有效靶点。无论是针对癌症还是其他疾病，从零开始的原创性开发难度都很大，从药效到副作用，这些都是未知领域。

　　突破创新药“双重障碍”

　　《21世纪》：创新药领域一直有一个双十定律（10年+10亿美元），新药开发会经历一个漫长的阶段，你觉得中国的创新药企业怎么能够跨越“死亡谷”？

　　梁纯：其实也不能叫“死亡谷”，只是一个双重障碍，目前第二个"十"已经上升到13.8亿美元，约合100亿港元。

　　从时间上来说，要想克服这一障碍很难，AI技术可以在早期阶段发挥关键作用，有望缩短2-3年的研发时间。比如在平均长达10年的开发过程中，AI能够在前两年帮助筛选和确定候选化合物（PCC），使项目从动物实验进入临床试验阶段。

　　但是后面的临床阶段AI能发挥的作用相对有限，从原理上来讲也难以被大幅压缩。临床一期、二期、三期涉及数百名患者，每个阶段都需要充足的时间，最短也需要5年，长的可能需要7-8年。

　　研发一款药物需要投入多少资金，这一点固然非常重要，但只能排在第三位。排在第二位的是成功率——如果行业普遍的成功率是8%，而你能做到20%甚至50%，那么由于有许多不成功的项目在前期分摊了研发成本，最终落实到每一个成功药物上的平均费用就会降低。因此，对企业来说，更高的成功率意味着更可控的整体成本。

　　在我看来，首要因素始终是药物的临床价值。如果一款药能大幅突破现有疗法的局限，真正解决临床难题，才是最为重要的。

　　“港版FDA”要有差异化

　　《21世纪》：当前香港致力于将研发实力转化为产业成果。基于其在生物医药领域的强大科研底蕴，你如何看待在香港建设类似“生物谷”的产业生态体系的可能性？

　　梁纯：我会用“出大招”来形容香港近期的举措。香港推出了名为“产学研1+（RAISe1+）”的计划，已投入100亿港元支持超过100个项目。政府目前也在推动新的投资机构加入，共同参与项目，希望以此带动新一轮的资金热潮。一旦生物医药产业形成规模，生物谷的诞生也将水到渠成。

　　例如，目前在深港交界处正在建设第二个科技园，其中大部分入驻企业都聚焦于生物医药领域。这一区域具备良好基础，未来很有希望发展成为一个真正的生物谷。

　　香港正计划筹建一个类似药审中心的机构（即香港药物及医疗器械监督管理中心，业内俗称“港版FDA”）。目前，除中药外，香港尚未设立西药的独立审批机构，西药上市主要依赖于其他地区的批准结果，获批后方可在香港销售。但现在香港的目标是发出自己的首张药品注册证书，因此一直在积极推进相关筹备工作。预计香港将参考美国、欧洲以及内地的药品监管体系，待该机构建成后，我们的药物便可以直接在香港获批。

　　回到我前面提到的一个话题：当前新药上市的流程普遍较为保守和严格，这本身是好事，但是香港是否有可能在部分环节适度放宽，允许一些急需的药物先上市再进一步收集数据和研究？在这方面，我不确定香港是否会采取更加进取的策略。如果香港的药监机构标准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相近，那么企业选择来港注册，就只会更多地考虑成本因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