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地缘政治格局正经历深刻演变，在中国“十四五”规划收官、酝酿制定“十五五”规划的关键时期，全球气候治理步入重要节点。

　　适逢《巴黎协定》签署十周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30次缔约方大会（COP30）将于11月10日在巴西贝伦举行，各方正期待此次会议能为全球气候行动注入新动力。中国如何推进绿色低碳转型以支撑其国家自主贡献（NDC），并在复杂的国际形势下参与和引领全球气候治理，成为核心议题。

　　围绕以上问题，在国合会2025年会期间，能源基金会首席执行官兼中国区总裁邹骥接受了21世纪经济报道的专访。作为深耕能源、环境和气候领域数十年的资深专家，他曾深度投入《巴黎协定》谈判。

　　邹骥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当前中国绿色转型最亟需弥合的差距在于电力系统，尤其是电网对可再生能源的消纳能力。他强调，未来十年中国年均绿色低碳投资需求约达6万亿元人民币，并应优先聚焦已具备经济可行性的可再生能源、能效提升等技术。对于即将到来的COP30，邹骥认为，全球气候治理正面临国际秩序变化、治理主体多元化等深层挑战，各个国家需要更好地拥抱新的产业革命的成果，坚定地走绿色低碳转型之路。

　　可再生能源发展面临“并网难”

　　《21世纪》：中国新一轮NDC要求，到2035年中国全经济范围温室气体净排放量比峰值下降7%-10%，力争做得更好。全经济范围覆盖哪些气体？核心减排对象是什么？支撑该目标的关键路径又有哪些？

　　邹骥：中国7%-10%的减排目标针对全口径温室气体，既包括二氧化碳，也涵盖甲烷、二氧化氮等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从占比来看，其中约四分之三为二氧化碳，这意味着二氧化碳仍是全口径减排中的核心主体，不过非二氧化碳气体也存在一定排放占比。

　　若用一句话概括核心减排路径，主要包括两大方向：一是提升能源利用效率，二是推动能源结构转型。若进一步细化，能源基金会识别出六大基本减排路径。

　　一是可持续能源消费方式，该路径既涵盖能效提升，也涉及合理控制能源需求，通过节能避免能源浪费。二是电力系统深度低碳化，聚焦能源结构调整范畴。三是绿电前提下的电气化。四是非电能源燃料转换，尤其在工业部门中，部分需要1500度以上高温操作的工艺过程，依靠绿电加热难以满足功率需求，需依赖可持续绿色燃料。五是负排放技术应用，包括碳捕集、利用与封存（CCUS）、森林碳汇以及碳移除（CDR）等技术。六是非二氧化碳气体减排。

　　《21世纪》：当前中国推动全面绿色转型最亟需弥合的核心差距是什么？

　　邹骥：从核心指标来看，电力仍是绿色转型的关键领域。

　　在电力系统深度低碳化进程中，中国虽在提升风电、太阳能、核能、水电、生物质能占比方面取得明显进展，但当前面临的突出差距是，中国电网当前可容纳的风光发电量占比不足20%。尽管中国青海、宁夏等部分地区风光发电占比也较高，但这些地区能源负荷、GDP 规模与人口数量均较小，不具备普遍可比性。

　　当前进一步发展可再生能源面临的直接障碍是“并网难”，具体表现为电网稳定性难以承受、灵活性资源不足。过去十几年，中国电网对非化石能源的接纳能力已从个位数提升至接近20%，这一进步实属不易，但未来十年要缩小与国际主要经济体的差距，仍面临艰巨任务。

　　从技术层面分析，传统电网通过燃煤、燃气发电产生蒸汽推动发电机，借助切割磁力线实现发电，核心支撑是转动惯量，以此维持电网稳定。但未来若电网中风电、太阳能等非转动惯量发电占比持续提升，从当前20%向30%、40%迈进，传统电网的结构与性质将发生改变，需要寻找新的稳定支撑因素，例如储能、电子调频等技术。

　　这一过程既涉及电网物理特性的转变，需要人工智能等技术创新，也需要对电力市场进行重新设计，包括明确市场主体的新行为规范、建立新激励机制，解决新成本结构问题，比如储能成本的承担主体、电网互联互通成本的分摊方式等，这些都是电力市场改革的核心内容，若无法妥善解决，能源结构转型将难以顺利推进。

　　《21世纪》：绿色投资是转型的重要支撑，当前中国电网投资处于什么规模？未来十年投资方向会有哪些新变化？全球市场协作又能为中国绿色转型带来什么？

　　邹骥：从当前电网投资规模来看，在传统电力系统中，中国电网年均投资规模约为7000亿至10000亿元人民币。过去依托这一投资规模，中国已建成覆盖广泛的电网网络，包括实现电力“村村通”与跨区域电力输送大通道建设。未来十年，电网投资仍需维持这一规模，但投资内容将发生转变，不再是单纯扩大电网覆盖范围、增加电网里程。

　　尽管各省电网互联互通、电网结构优化仍需持续投资，但新的投资方向将更加突出，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不同层级电网的配套建设，例如在主网之外，加强配网建设与改造增容。二是微网建设，若大量分布式可再生能源实现落地，虽可节省每度电约0.1元的长期输电成本，但需要在工业园区、县域、乡镇等区域构建局地微网，实现互联互通与自发自用，而当前这一领域的基础较为薄弱，需要大量投资支持。

　　从全球市场协作来看，当前全球清洁能源年投资规模约为2万亿美元，涵盖电池、电动车等清洁技术领域，并非仅局限于电力行业。其中中国在全球清洁能源投资中的占比超过三分之一，部分领域可能超过一半。

　　预计未来十年绿色投资规模达6万亿元/年

　　《21世纪》：中国明确提出风电和太阳能装机达到36亿千瓦的目标，未来十年这一目标将催生多大规模的投资需求？

　　邹骥：风电与太阳能装机达到36亿千瓦的目标，必然会催生大规模投资需求。根据能源基金会测算，未来十年中国绿色低碳转型相关投资（不同机构对投资范围的定义存在差异，测算结果为不完全统计）的年均规模约为6万亿元人民币，具体规模可能在4万亿至8万亿元人民币之间，大致相当于7000亿美元。

　　这一投资规模可通过两个维度进行参照：一是2024年中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约为50多万亿元人民币，绿色低碳投资占比约为10%；二是从投资潜力来看，这一规模只可能更高，从长期市场均衡与需求潜力来看，能源结构转换、能效提升、产业升级的投资潜力远未饱和。

　　《21世纪》：COP30即将召开，在当前地缘政治复杂动荡的背景下，全球气候治理格局面临哪些挑战？

　　邹骥：当前全球气候治理格局面临的核心挑战，本质上是国际秩序与治理生态的变化，具体可从以下三个角度来看。

　　一是联合国机制的政治基础受损。《巴黎协定》基于联合国政府间机制构建，当前地缘政治冲突加剧，导致大国协作意愿下降，例如美国宣布退出《巴黎协定》。目前190多个国家中有120多个已提交NDC，但大国尤其是主要排放国的态度，对全球气候治理成效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二是治理主体多元化。过去全球气候治理主要依靠政府与公共资金，例如发达国家曾承诺每年提供1000亿美元气候资金，后续将目标提升至1500亿美元，但当前全球清洁能源投资已达2万亿美元，远超公共资金规模。目前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主体除政府外，还活跃着企业、国际游资等，全球气候治理生态正在发生变化。

　　三是更好把握历史机遇。当前地缘政治发生变化，科技创新日新月异，在这样一个新的历史关头，包括中国在内的各个国家需要更好地拥抱新的产业革命的成果，坚定地走绿色低碳转型之路。

　　《21世纪》：循环经济首次被纳入COP30议题，这对全球气候转型有何意义？

　　邹骥：循环经济首次被纳入 COP30 议题，是全球气候治理的积极信号。循环经济的本质是通过资源高效循环利用，减少能源消耗与碳排放，这与此前提及的六大减排路径的很多内容高度契合。例如在工业领域，废钢、废铝的循环利用可降低炼钢、炼铝过程中的化石能源消耗；在建筑领域，建材循环利用可减少对水泥、钢铁的需求。但循环经济的推进需个案突破，针对不同行业、不同产品设计差异化循环路径，例如铝、钢铁的物流体系优化，纺织品的回收利用等，同时需解决物理可行性、成本可控性等问题，避免停留在概念层面。未来需将循环经济落实到具体部门、具体产业链，使其真正成为全球气候转型的助力。

　　《21世纪》：CCUS作为负排放技术的重要组成，中国应如何推进其发展？

　　邹骥：从CCUS发展来看，该技术属于此前提及的第五大路径，即负排放技术。目前CCUS的捕集环节技术相对成熟，成本也沿着学习曲线逐步下降，但封存环节尚未出现可规模化推广的趋势，未来很长时间将处于研发阶段。CCUS的捕集与存储环节都要消耗大量能源，这些能源是否能够来自可持续能源也需要不断探索。

　　当前中国应将重点放在未来十年减排的“主力军”技术上，即可再生能源技术、能效提升技术与电动车技术。这些技术已具备大规模部署条件，且大部分技术可产生经济效益，能够实现可观的减排量，应优先抓紧推进部署；CCUS则可作为长期技术储备持续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