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创造历史的一天，东帝汶被正式接纳为东盟第11个成员国。对东帝汶人民来说，这不仅是梦想的实现，更是对我们历程的有力见证。对东盟来说，这是一项愿景的延续。”东帝汶总理夏纳纳·古斯芒在10月26日的东盟峰会上说道。

　　据央视新闻报道，第47届东盟峰会26日在马来西亚吉隆坡开幕，东帝汶在东盟各国领导人的共同见证下，正式成为东盟第11个成员国。这也是东盟本世纪以来的首次扩容。

　　加入东盟的路，东帝汶走了十几年。古斯芒当天在签署《东帝汶加入东盟宣言》时，更是激动落泪。作为全球最落后的国家之一，“入群”有望为这个国家带来更大的发展机遇，在贸易、投资等领域得到东盟更多的资源支持。

　　值得关注的是，在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泛起的背景下， 东盟时隔20多年扩容，也释放了非同寻常的信号。

　　久违的扩员

　　在接纳东帝汶入群之前，东盟的上一轮“纳新”，已经要回溯到上世纪。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越南（1995年）、老挝（1997年）和柬埔寨（1999年）先后加入东盟。

　　2002年，东帝汶宣布从印尼独立，成为亚洲最年轻的国家。成立之初，东帝汶的高层便一直有着加入东盟的夙愿。2011年，东帝汶正式提出加入东盟的申请，直至2022年，东盟才“原则上同意其加入”。

　　东帝汶“入群”艰难，很大程度上还是源于经济发展的滞后。据世界银行数据，2024年，东帝汶的GDP仅为18.81亿美元，已经连续第二年出现萎缩，人均GDP也仅有1343美元，被联合国列为最不发达国家。这片土地拥有约140万人口，但三分之一的居民每日生活费不足2美元。

　　极端的贫困背后，是东帝汶严重的产业结构失衡。这里高度依赖油气收入和外国援助，非油气经济主要以传统服务业和农业为主。因而，在2011年东帝汶提交加入东盟申请后，新加坡委婉地回应称该国“尚未准备好接受东盟成员国身份的许多挑战和复杂性”。

　　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华侨华人研究院副研究员、印度尼西亚研究中心副主任潘玥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东帝汶的人均GDP远低于东盟平均水平（约5000美元），难以在短期内满足东盟经济一体化的准入标准。除了经济差距之外，部分成员国也有地缘政治考量，东帝汶与印尼的历史纠葛（1975-1999年被印尼占领），使得印尼在其入盟问题上态度微妙。新加坡等东盟发达成员在扩员节奏上也存在分歧。再者，东帝汶和东盟在法律框架、贸易机制、海关体系等方面的差距，也要大量时间去追赶。这些因素都是制约东帝汶历时多年才加入东盟的原因。

　　但如今，东帝汶终于“圆梦”拿到东盟成员国的“身份证”。据央视新闻报道，东盟轮值主席、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易卜拉欣在《东帝汶加入东盟宣言》签署仪式上指出，东帝汶的加入完善了东盟大家庭，也重申了东盟成员共同的命运和深厚的区域情谊。

　　时隔多年，东盟终于对东帝汶敞开大门，这种转变为何发生？

　　外部国际环境的变化，或许是一大推手。复旦大学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研究中心主任赵卫华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分析，近年来，东盟国际影响力日益提升，尤其如今大国博弈和战略竞争的加剧，客观上也为东盟提升影响力增加了施展的空间。接纳东帝汶，也是满足东盟进一步提高国际影响力的需求。

　　“东盟此次扩员释放了几重信号，一来在大国竞争加剧背景下，东盟希望通过扩员展示中心性与自主性，强化区域合作机制的韧性，二来吸收东帝汶之后，东盟版图基本和东南亚的地理版图实现重合，也释放出维护‘东南亚团结’的政治象征意义。”潘玥说道。

　　协调的难题

　　东帝汶作为东盟最落后的国家，长期受到高失业率和粮食匮乏的困扰，42%的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虽然这里油气资源丰富，一度有人认为东帝汶有成为“下一个文莱”的潜力，但是近年油价下滑、东帝汶油井资源的枯竭，重挫了该国的政府收入，经济多元化迫在眉睫。

　　“加入这个拥有6.8亿人口的快速增长的地区，为我们的贸易和投资带来了巨大的机会。”东帝汶总理古斯芒在东盟峰会上讲道。

　　在赵卫华看来，东帝汶加入东盟，对国家政治地位和经济实力的提升，都有着实质性作用。首要能解决的便是发展过程中资金不足的问题，东帝汶正式加入东盟后，未来或会得到更多成员国施以援助。此外，东帝汶的国家治理水平远比不上东盟的主流国家，也成为拖累当地经济发展的原因之一。未来，东帝汶可能会受到来自东盟更明显的倒逼改革、加快向东盟主流国家靠拢的压力。

　　潘玥认为，东帝汶加入东盟最直接的红利是市场准入，其面对的是一个GDP总量约3.6万亿美元的区域市场，东帝汶的农产品（咖啡是主要出口商品）、渔业产品、手工艺品可享受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关税优惠，降低出口成本并扩大销售渠道。其次，东帝汶有了东盟成员国身份，亦有助于吸引区域内外的外商直接投资，特别是在基础设施建设（港口、公路、电力）、旅游业、油气资源开发等领域。再者，东盟有成熟的“东盟减贫基金”“东盟一体化倡议”等机制，意味着潜在的技术与能力转移，或帮助东帝汶提升治理能力、改善营商环境和培养人力资源。只是，这些红利最后能否实现，也取决于东帝汶自身的改革决心与吸收能力。

　　对于东盟来说，吸纳东帝汶这个新成员，一定程度上也具有两面性。

　　潘玥指出，从积极的角度看，东帝汶虽然体量小，GDP仅占东盟总量的0.08%，但其连接东南亚与南太平洋的战略位置、未开发的油气资源、年轻的人口结构（中位年龄仅19岁）具有长期潜力。

　　但成员国之间明显的落差和分歧，无形之中也为东盟的一体化之路“上难度”。 赵卫华表示，对东盟来说，扩容最明显的利好，或许还是在于提升国际影响力。经济层面的利好，可能还有待观察。东帝汶加入后，反而将进一步拉大东盟内部的差异性，增加东盟内部治理的成本和经济负担。

　　在潘玥看来，这种协调的难题也并非无解，东盟应对这一挑战的路径可能是“多速一体化”，也即在关税减让、贸易便利化等“硬一体化”领域允许新成员更长的适应期，在政治安全、文化交流等“软合作”领域加快融合。同时，强化“东盟减贫基金”等机制，通过“先富带后富”缩小发展差距。

　　“老朋友”入群，中国或迎新机遇

　　对中国来说，东帝汶成为东盟第11个成员国也释放了有利的信号。赵卫华提到，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中国就一直支持东帝汶的独立事业，和东帝汶建立了良好的关系。

　　2002年5月20日，东帝汶宣告独立，中国于当日与东帝汶建立外交关系。2023年9月，两国宣布将中国与东帝汶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2024年7月，双方就共建中国东帝汶命运共同体大方向达成共识。

　　在东盟峰会会后，东帝汶总理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表示，“我们与中国一直保持良好关系。东盟峰会结束后，我们将继续参加东盟—中国峰会，进一步深化与中国的合作。”

　　这些年，中国始终支持东帝汶的建设发展，从医疗、基础设施建设和农业等多个领域向东帝汶提供各类援助。

　　由中国企业承建并且完工交付的“一网”(东帝汶国家电网)“一路”(苏艾高速公路)“一港”(蒂坝港)，已成为东帝汶基础设施的标志性项目。农业方面，中国已连续多年成为东帝汶主要贸易伙伴，咖啡、水稻等种植技术援助，正切实改善东帝汶民众的生活。

　　随着东帝汶正式“入群”，成为经济更有活力、基础设施更完善的“潜力之星”，中国—东帝汶的合作或迎来更广阔的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