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5年1月，由中国第一代旅美爱国青年结成的中国科学社在上海创办《科学》杂志，发刊词中明确指出：“‘科学’是与‘民权’并列的国家强盛所必需的两条‘平行线’之一。”这一声对“德先生”与“赛先生”的呼唤比《新青年》杂志还早了8个月。中文世界里的“科学精神”一词也最早见于《科学》杂志。1916年1月《科学》杂志主编之一任鸿隽发表《科学精神论》提出，科学的源泉是科学精神。科学精神是科学家“性理中事”，不是靠模拟仿效而能得到的。

　　10月30日，以“求真致用，薪火相传”为主题的中国科学社成立110周年暨《科学》创刊110周年座谈会在上海科学会堂举行。从“科学救国”到“科技强国”，一本杂志划出的轨迹映射了时代和社会的前行。

　　110年前的中国，积贫积弱的国土上，科学之光如星火微弱。任鸿隽、赵元任、胡明复等一批留洋爱国青年，怀揣“科学救国”的赤诚，创办《科学》月刊，立下“以传播世界最新科学知识为帜志”的誓言；同步成立的中国科学社，成为中国近代史上首个民间综合性科学团体——从制定《中国科学社现用名词表》统一科技术语，到设立生物研究所、明复图书馆搭建科研平台，再到组织全国科学年会推动学术交流，先驱们用行动为中国现代科学体制筑牢了第一块基石。

　　《科学》杂志，正是这一使命的核心载体。它首倡横排标点，战火纷飞中仍坚持出版传递科学火种。改革开放后，杂志聚焦前沿科技普及，主动营造科技创新氛围。上海是《科学》杂志的创刊地，也是中国科学社深耕实践的大本营。当年，中国科学社以上海为核心，创办明复图书馆免费向市民开放科学书刊，举办“科学讲演会”让“细胞”“引力”等概念首次走进大众视野。这些实践，让科学精神的种子在上海生根发芽，也为今日上海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奠定了深厚的科学文化根基。

　　“中国科学社为我们留下珍贵遗产，科学精神与科学体制如车之两轮，共同为中国近代科学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科学》杂志主编、中国科学院院士白春礼在主旨报告中提到，中国科学社通过科学术语标准化、填补相关教材空白、原创研究转型等方式，打下中国本土知识体系基础，掌握科学话语权；《科学》杂志成为科学后备军的“跳板”，通过杂志的编辑、审稿，定期的通俗科学演讲，构建科学人才的梯队。这些百多年前关于本土知识、交流、组织、人才体系的体制实践，更指明当下需升维科学精神，建立“研发、网络、底座、转化”的创新生态。“如果说110年前面对的‘无人区’是中国近代科学的空白，今天，我国在部分科技领域已处于并跑、领跑阶段，更要勇闯创新‘无人区’，提出开创性命题，构建面向未来的创新生态体制。”

　　上世纪50年代起，《科学》杂志的具体编辑出版工作由上海世纪出版集团旗下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承担。秉持“求真致用”的办刊宗旨，《科学》始终注重理工结合、文理交融、科学与艺术贯通，既让隔行读者能看懂，又让专业人士受启发。除了通过杂志传播前沿成果，出版社还组织编纂《彩图科技全书》等精品工具书，依托与科学家的广泛联系出版原创学术专著，多部作品斩获国家级奖项。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张鸣表示，上海正在全力冲刺科创中心建设，面对芯片、生物医药等“卡脖子”难题，我们愈发清晰地认识到，《科学》杂志这样的平台，既是传递前沿科技的“桥梁”，也是凝聚科技工作者共识的“纽带”；而它110年坚守的“求真致用”精神，更是破解当下难题的“金钥匙”。

　　《科学》杂志的发展，离不开一代代科学大家的支持，陈省身、杨振宁、李政道、周光召、朱光亚等科学前辈，都曾为《科学》杂志的发展倾注精力，建言献策，并留下珍贵的文章与题词。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总编辑苏德敏说，《科学》杂志创刊110周年之际，叶叔华等十余位院士欣然提笔寄语，字里行间满是对《科学》杂志的嘱托，更饱含对中国科技事业未来的信心。站在新起点，《科学》杂志将密切关注基础科学及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生命科学等前沿领域，推出更多融科学性、思想性、艺术性于一体的文章，让“科学精神”通过优质内容深入人心；主动适应媒体融合趋势，探索表达和传播的新形态，让百年《科学》在新媒体时代焕发新活力；以《科学》刊名为核心标识，锚定基础科学以及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重点领域，开发兼具学术深度与应用价值的原创科技著作，为科研团队提供学术成果转化的出版载体，为产业界搭建技术落地的知识桥梁，让“科学”这块金字招牌，成为服务国家科技自立自强、助力上海科创中心建设的出版力量。

　　传承中国科学社先贤“爱国奉献、协同创新、科普惠民”的精神内核，让“求真致用”精神代代相传，正是这个下午聚集在科学会堂的科技界和出版界人士的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