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过新部署可以看出，我国城镇化发展的底层逻辑悄然改变：过去“靠规模扩张拉动投资增长”的老路已经走不通，未来城镇化将转向“以质量提升来激活内需释放潜力”。“深度”将取代“规模”，成为新型城镇化发展的新标识。

　　过去5年，城镇化率是宏观指标中表现最为亮眼的一个。早在2023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就提前实现了“十四五”目标。截至2024年底，我国城镇化率已达67%，比“十四五”目标高出了两个百分点。

　　从更长时间轴看，我国城镇化已从快速增长期转向稳定发展期。特别是近年来，城镇化发展高位换挡速度放缓，逐步走向城镇化进程的成熟期。伴随着城镇化发展阶段的变化，以及对城镇化认知的不断深化，城镇化在“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定位、功能及路径等也将发生改变，并将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产生重大影响。

　　基于对当前我国发展实际的科学判断，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了“发挥区域协同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叠加效应”“深入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等重要部署，为“十五五”时期我国城镇化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

　　这其中，一些新提法新要求颇为值得关注。比如，将推进新型城镇化战略与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发展新质生产力并列提出，强调以“新”破局，深入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把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作为首要任务。再如，提出聚焦优化空间布局，合理规划生产、生活、生态空间，注重提升治理水平，保障优质服务供给等。

　　这些政策举措的提出，是对当前我国城镇化过程中一些新老问题的精准回应。诸如，户籍制度与社会保障脱节，让很多进城务工人员未能平等地享受城市公共服务；大城市“虹吸效应”加剧了乡村空心化，城乡资源分配失衡有所加大；流动人口中60岁以上占比超12.7%，“老漂族”面临异地医保结算不畅、养老托育服务不足等现实问题。破解上述“半市民化”困境，根本在于统筹城乡资源分配，提高新型城镇化的质量与效率。

　　事实上，透过这些新部署不难看出，我国城镇化发展的底层逻辑已悄然改变：过去“靠规模扩张拉动投资增长”的老路已经走不通，未来城镇化将转向“以质量提升来激活内需释放潜力”。简言之，“深度”将取代“规模”，成为新型城镇化发展的新标识。

　　实现上述新目标并非易事。“十五五”时期，深度城镇化发展需要进一步释放三大效应——

　　一是进一步释放城镇化与区域发展战略叠加效应。区域协同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与新型城镇化战略之间是并列关系，促进高质量发展是其共同目标。未来强调“四大战略”的叠加融合，是我国应对国际国内形势变化的必然选择，也是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的内在要求，推动城镇化走向纵深。

　　二是进一步发挥城乡融合发展效应。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是推动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举措。要把乡村全面振兴战略这篇大文章做好，必须走城乡融合发展之路。推进城乡融合发展要坚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激活农村资源要素，实现城乡双向赋能，助力深度城镇化。

　　三是进一步强化投资于人效应。深度城镇化一定是强调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十五五”时期，推进深度城镇化必须把“投资于人”贯穿始终，要通过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加强职业技能培训、推动公共服务均等化等举措，促进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的紧密结合，实现“物”与“人”的同向发力、双向奔赴。

　　城镇化是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有效途径，也是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引擎。锚定新型城镇化目标，要顺应规律、把握趋势、顺势而上，紧抓城镇化动力仍然较强的关键时期，以高质量城镇化发展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