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家兵

　　近15年来，我国实体企业产业转移呈现三大格局，简述如下。

　　第一是向省内周边地市迁移。最明显的案例是深圳制造业企业向广东省内的地市转移，如东莞、中山、佛山、江门等地。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深圳近七成制造企业整体迁移至广东省内周边地市。这种省内迁移特征与区域经济协同发展密切相关，通过产业链延伸和资源整合实现产业升级。其中，电子信息行业（如电气、机械、通信设备制造等）成为主要外迁领域。

　　第二是朝国内其他省份（相对于企业总部所在地而言）转移。我国通过“放管服”政策，改革优化营商环境，10多年间，逐渐取消下放行政许可事项超1000项，降低企业经营成本。同时，提倡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推动产业要素流动，促进区域分工合作。部分行业呈现“高端留省内、低端环节外移”的分化趋势。相应地，中西部地区承接东部产业转移的项目数量和投资额显著增长，河南、四川等地形成电子信息、新材料产业集群。国内转移实现从“成本驱动”到“集群协同”的梯度升级。政策与市场驱动双加持，让东部沿海（珠三角、长三角）劳动密集型与资源依赖型产业，加速向中西部迁移，形成“成渝电子信息集群”“武汉长沙光电子走廊”“郑州智能终端基地”等核心承接区。基本形成了“传统制造业加速内迁，核心产业稳健转移，全国空间格局重构”的大布局。当然，需要说明的是，深圳的一些企业也向广东省外转移了产能。

　　有两大因素驱动国内的产业转移。一是成本因素：首先，东部工业用地成本高，如深圳是中西部地区的2—3倍；其次，人力成本差距在30%—40%左右；最后，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方面，中西部地区有15%的优惠政策。二是产业层次跃升——转移不再是低端产能外迁，而是产业链垂直分工的区域优化。东部聚焦研发设计与高端制造（如深圳、上海侧重芯片研发），中西部承担中试生产与零部件配套（如西安半导体封装测试），形成 “东部提质、中部承接、西部升级”的格局。

　　第三是海外布局。近15年，中国企业出海，可划分为三个阶段：2010—2017年，劳动密集型先行（纺织业、手工业为主），主要去向是东盟，如中国纺织机械进口增速连续5年超20%；2018—2023年，装备制造出海加速（中美贸易摩擦加剧所逼），机械、电力设备行业资本品出口增速一到两成；2024年至今，产能全球化布局，以汽车、蓄电池等为代表，海外建厂增速达30%左右。总而言之，中国企业出海实现了从“劳动密集型”到“装备制造引领”的阶段跨越，与此同时，对外投资重心从拉美、欧美转向东盟，泰国、越南成为核心承接地。

　　中资企业海外转移，目前初步形成全球地位巩固、质量效益提升、总量持续领跑的格局。同时，创新驱动转型和国内外联动，形成“国内循环为主体、国际循环为补充”的生态。国内产业链韧性增强，通过中欧班列降低了物流成本。

　　对中国企业而言，无论向国内转移还是出海，都面临一些挑战。未来挑战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创新转化不足，也就是基础研究到产业应用的“最后一公里”尚未打通；二是人才供应失衡，如西安半导体人才缺口5万人；三是地缘冲突与关税壁垒加剧供应链不确定性。

　　经过多年的风雨历练，在产业转移布局的过程中，中国企业把握机遇的能力和应对挑战的能力都在提升。相信在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加上企业家精神的日益焕发，中国企业一定会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中不断优化产业布局，创造更美好的未来。

　　本版专栏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