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一个经济转型大国。未来十年是我国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历史关键期，蕴藏着巨大的经济增长潜力与提质升级空间。经济转型升级潜力的释放，将为“十五五”时期实现“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注入巨大确定性。

　　从经济生活的实际看，我国的经济转型升级还面临着消费与投资、城市化与工业化、政府与市场等方面的某些结构性矛盾掣肘。推动“十五五”时期高质量发展，重在以改革破解经济转型升级面临的结构性矛盾，以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确定性应对外部环境急剧变化的不确定性。

　　扩大消费

　　是高质量发展的基础与关键

　　扩大消费是高质量发展的基础与关键。要以全面深化改革着力解决投资与消费的结构性矛盾，促进供给和需求的良性互动。

　　强大的国内市场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依托。“十五五”时期，形成更多由内需主导、消费拉动、内生增长的经济发展模式，关键在于以全面深化改革尽快破解投资与消费的结构性矛盾。

　　首先，实现供给与需求的良性互动是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要。只有消费与投资良性互动，供给与需求的大循环才有基础。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中“供强需弱”的特征比较明显。数据显示，2024年中国GDP占全球的比重约为16.8%，最终消费占全球消费的比重约为13.0%，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的比重约为27.7%。初步估算，如果我国最终消费占全球的比重达到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的比重，将新增不少于10万亿美元的消费市场。

　　其次，扩大消费既是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也是关键。投资与消费在拉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在不同时期需要不同的条件。在短缺经济时代，投资是关键，有多少投资就有多少消费，投资决定增长；进入新发展阶段，消费是关键，是投资的基础，扩大消费对拉动增长具有重要作用。

　　进入消费新时代，重在建设以服务型消费为重点的消费大市场。从国际经验看，居民服务型消费占比达到60%至70%后将进入相对稳定的状态。从发展趋势看，我国仍有10至15个百分点左右的提升空间。初步预测，到2035年，若我国城乡居民服务型消费占比由2024年的46.1%提升到55%至60%，将带来40万亿元左右的新增消费需求。中国14亿多人口的巨大新增服务型消费大市场，将成为全球创新的试验场、应用场，将成为中国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新需求、新动力。

　　再次，以结构性改革破解投资与消费的结构性矛盾。释放消费潜力、增强消费信心、稳定消费预期，要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的紧密结合。

　　一方面，加快实施“投资于人”的战略举措。初步测算，“十五五”时期保障和改善民生、全面“投资于人”，需要80万亿元至100万亿元的投资规模。另一方面，加快调整优化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由此提升中等收入群体占比。

　　此外，还要以消费结构升级创造新的投资需求。当前传统投资增速逐步放缓，而教育、医疗、养老、社区建设等领域的投资空间巨大。为此，需要以扩大服务业市场开放为重点，带动与服务型消费相适应的有效投资，提升服务供给质量。

　　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

　　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载体

　　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载体。要以全面深化改革着力解决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的结构性矛盾，促进工业化与城市化的良性互动。

　　城市化创造需求，工业化创造供给。高质量发展需要城市化与工业化的双轮协同驱动。当前，我国总体上进入工业化后期，但城市化水平与工业化进程仍有一定差距。要以全面深化改革破解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的结构性矛盾，形成相互促进的新格局。

　　第一，适应工业化发展水平需补齐城市化发展短板。无论从国际经验看，还是从我国发展阶段看，我国的城市化仍有较大提升空间。2023年我国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比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低18个百分点左右，1.7亿进城农民工和随迁家属尚未真正融入城市。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以土地扩张和投资工业大项目为主的城镇化发展模式，对加快工业化、促进经济增长发挥了重大作用，但也带来投资于人滞后于投资于物、人口城镇化滞后于土地城镇化等结构性矛盾。坚持人民至上，需要补齐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的突出短板，需要形成城市化支撑工业化、工业化带动城市化的新发展格局。

　　第二，以城市化为主要抓手打造强大国内市场。城市化是“投资于人”的主要载体，是“投资于人”和“投资于物”的重要结合点，是解决供给与需求结构性矛盾、释放消费与投资等内需潜力的根本之策。初步测算，我国城市化率提高1个百分点，每年可以新增2000多亿元消费需求，由此带动的住房、市政设施、教育、卫生等投资需求超过1万亿元。

　　2023年，我国地级以上城市贡献了全国60%的工业收入、70%的服务业增加值、90%的创新成果。“十五五”时期，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需要在城市化进程中促进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深度融合，需要在充分发挥城市化带来的市场规模效应和要素集聚效应中推进投资与产业转型；需要充分利用城市化创造的丰富应用场景，实现产业的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

　　第三，以结构性改革破解城市化面临的结构性矛盾。一方面，深化户籍制度改革。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需要加快户籍制度改革，联动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使数亿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另一方面，提升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加快建立起城乡、区域间标准大体相当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同时，要加快现代化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在城市更新中推广应用绿色、低碳、智慧、适老等新技术，提升城市基础设施的产业支撑能力和公共服务水平，发挥城市更新对经济转型升级的拉动作用。

　　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是高质量发展的根本保障

　　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高质量发展的根本保障。要以全面深化改革进一步理顺政府与市场关系，促进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良性互动。

　　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始终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一条主线。推动高质量发展，需要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快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第一，破解经济运行中的结构性矛盾，重在实现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良性互动。当前，经济运行中的某些结构性矛盾，与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尚未完全理顺直接相关。例如，某些地方政府仍习惯于通过投资端发力来推动经济增长。这对于促进产业创新、制造业高级化和新兴产业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但也要看到，长期坚持投资拉动增长的发展模式对扩大消费形成了严重掣肘。以价格战为主要方式的“内卷式”竞争蔓延，制约了产业转型升级。

　　实践证明，充分发挥功能性产业政策的效力，避免资源错配，核心在于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要以明确职能边界为前提，提升宏观经济治理效能；要进一步优化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财权和事权，激发地方政府在营造环境、投资于人等方面的积极性，形成中央与地方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合力。

　　第二，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重在稳中小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主体是广大中小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迫切需要进一步激发中小企业活力，要在稳定中小企业预期、增强中小企业信心方面采取重大行动；要打破市场分割，加快构建统一高效的全国大市场；要加快推进服务业市场开放，使得各类企业更加顺畅便利地进入医疗、教育、文化娱乐等需求较大的服务市场；要发挥大型国有企业在创新平台搭建、基础设施建设、产业链协同等方面的基础性作用，支持中小企业转型升级。

　　第三，加快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十五五”时期，要加快推进资金、数据、人才、土地等要素市场化改革，建立全国统一要素大市场，实现各类经营主体平等使用生产要素；要强化法治政府建设，特别是在法治层面规范地方政府的经济促进行为，以法治的确定性稳定各类经营主体的发展预期；要将强化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制度化、具体化，实质性解决某些地方政府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的做法；要实现制度型开放的重要突破，加快推进以服务市场为重点的规则、规制、管理、标准对接。

　　第四，处理好服务业市场开放中的政府与市场关系。在我国制造业对内对外市场全面开放的情况下，服务业市场开放成为市场化改革的重头戏。相关研究表明，知识密集型服务推动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可以达到40%至60%。“十五五”时期，要按照中央要求的“以服务业为重点扩大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扩大单边开放领域和区域”，推出一批突破性新举措。例如，争取到2030年前后，推动我国服务贸易开放程度达到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即经合组织，OECD）国家平均水平；主动扩大对发达国家生产性服务的进口，加快推动人才、科技、教育领域的单边开放，以强大国内市场吸引集聚全球优质要素；要在实质性打破服务业行政垄断方面出实招等。

　　高质量发展需要强大的国内市场，既包括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即“中国制造”，也包括以服务型消费为重点的消费体系，即“中国消费”。“十五五”时期，以结构性改革着力破解经济运行中的结构性矛盾，释放“中国制造+中国消费”叠加的中国大市场的巨大潜力，由此既为推进“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奠定重要基础，也为不确定的世界注入重要的确定性，形成与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同发展的新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