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顾雷（北京大学普惠金融与法律监管研究基地副主任、中国地方金融研究会首席经济学家）

　　近年来，助贷业务凭借其高效获客和场景化服务快速发展。截至2025年6月，国内互联网助贷市场规模已近10万亿元，成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和城乡居民融资的重要渠道。然而，在助贷业务快速扩张背后，也暴露出收费不透明、贷款利率畸高、风控权责失衡等一系列问题。为此，10月1日，国家金融监管总局发布的《关于加强商业银行互联网助贷业务管理提升金融服务质效的通知》（以下简称《助贷新规》）正式施行，要求商业银行全面强化总行集中管理责任，严控综合融资成本，积极推动互联网助贷行业从“野蛮生长”向“合规驱动”转型。

　　然而，新京报贝壳财经调查报道《助贷担保乱象调查：年化超2000%“高炮”再现，双担保犹在》揭示出消失许久的超短期“高炮”“砍头息”、高额中介费等助贷乱收费现象再次死灰复燃，对金融市场和经济发展造成了负面影响，还引发了广大借款人的恐慌和不安。

　　显然，如果助贷乱象不及时遏制，不仅会加剧金融消费者融资风险，使许多原本就面临资金压力的小微企业和城乡居民陷入更加艰难境地，还会影响金融机构正常运营，导致金融机构风险管理体系失效，增加金融市场系统性风险。

　　助贷乱象的本质是利益驱动下的市场失灵与监管套利。要彻底根治这一顽疾，必须坚决贯彻执行助贷新规，构建“监管穿透化、机构自律化、技术智能化、司法高效化”治理体系，系统性防控助贷乱象可能引发的多重连锁反应，重新回归借贷市场的正常秩序。

　　首先，运用数字化、智能化手段，构建“全流程智能风控+监管科技赋能+消费者保护数字化”体系，实现对违规助贷业务精准识别、实时拦截与追溯问责，有效遏制助贷乱象再次发生，覆盖事前预防、事中监控、事后处置三块链条。

　　事前场景化预防，运用OCR+AI图文识别技术构建合作机构关联网络，穿透核查助贷机构股权、实际控制人、合规记录等信息，审核助贷机构备案或资质材料，禁止助贷机构诸如“低门槛、零利息”虚假宣传，明确经营范围不得包含“代办贷款”“包装资质”等违规内容，自动剔除存在虚假增信、违规催收历史的机构。

　　事中智能监控，部署智能交易探针，实时抓取贷款合同、APP支付页面的费用项，通过自然语言处理（NLP）识别“砍头息”“隐性服务费”等违规收费，一旦发现费用拆分、默认勾选等行为，立即弹窗提醒用户并暂停交易，同步向监管端报送预警。

　　事后数字化处置，搭建 AI催收管理系统，通过NLP实时监测催收话术，自动拦截威胁、辱骂等违规表述，实现智能化、人性化催收，杜绝暴力催收，并通过大数据监测、投诉核查等方式，对非法助贷机构依法查处并公示，形成震慑。

　　其次，压实助贷机构责任，提高对违规责任人员追责力度。

　　对于助贷机构，金融机构严格按照《助贷新规》第4条要求，不仅对助贷机构要严格审查，在风险控制、风险责任承担等方面做出明确审核结论，重点核查其杠杆放大倍数、财务状况等指标，同时对增信服务机构也要进行财务实力、技术能力、合规记录等多维度审查，每季度评估增信机构代偿能力。一旦发现不符合《助贷新规》规定的助贷机构、增信服务机构，金融机构坚决终止合作，杜绝产生更严重的不良后果，确保借款人实际支付成本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加强金融审判工作的若干意见》要求。

　　再次，搭建智能化、数字化监管平台，提升金融监管效能。助贷行业本身具有一定的科技含量，大多数助贷机构都广泛运用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等金融科技，对监管的及时性、有效性由此也提出了更高要求。因此，金融监管部门对助贷行业的监管也需要强化监管科技应用，与助贷行业创新风险特征相适应，提升对行业风险的态势感知能力和技防能力，将助贷行业市场主体全部纳入监测名单，充分应用信息科技手段构建常态化金融风险监测机制，实现对相关金融风险的早预警、早处置，提高监管部门对助贷行业的管治效率，对助贷行业实现全面有效覆盖。

　　最后，集中优势资源，合力打击违法乱纪的助贷机构不手软。助贷业务乱象背后的成因复杂，要根本解决这一问题，单单依靠一家机构是不够的，不仅需要监管部门、金融机构、科技公司、金融消费者和新闻媒体形成合力，更需要协同市场监管、工信、网信、公安、信访以及法院、检察院等多部门，集中火力，通过政策刚性约束、技术精准赋能、司法高效衔接与行业自律协同，一起发力，加大对“高额中介费”“综合成本超限陷阱”等行为打击力度，重点打击高炮平台和套路贷、冒充持牌机构、过度索权和倒卖信息、隐私数据滥用以及暴力催收等不法行为，特别对在头部平台、互联网公开宣传相关“经验”的恶意教唆行为进行专项整治。只有这样，才能在“严合规”与“广包容”之间找到平衡，把助贷行业“野蛮生长”阶段扭转到“合规驱动”轨道上来，真正实现金融为民的初心，让金融服务回归服务实体经济和金融消费者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