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加剧和地缘政治风险上升的背景下，中国企业逆势突围，供应链全球布局全面提速。

　　德勤统计数据显示，中国企业海外投资规模突破1.5万亿美元，出海模式正从“流量出海”转向“品牌、合规与组织出海”，标志着全球化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围绕企业出海面临的挑战、路径选择与政策支持等问题，《中国经营报》记者专访了中欧国际工商学院金融学教授、副教务长兼EMBA课程主任黄生。

　　企业出海要“因业制宜、因地制宜”

　　《中国经营报》：当前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中国企业在“出海”过程中主要会面临哪些阻力或挑战？

　　黄生：中国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面临的挑战既有外部的，也有内部的，且因企业类型、规模、发展阶段不同而差异显著。总体而言，外部挑战可从宏观、中观与微观三个层面分析。

　　第一，宏观层面：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对于那些已具有丰富海外经验的大型企业而言，最大的挑战来自地缘政治。例如，一家中国企业在欧洲设有生产基地，而两国关系紧张或出现政策摩擦（如投资审查、并购限制等），企业就会犹豫是否继续扩大投入。

　　第二，中观层面：法律法规与劳工制度差异。对于仍处在出海探索阶段、计划在当地建厂或建立供应链体系的企业而言，主要的挑战来自当地法律、监管制度与劳工环境。这些企业必须深入了解当地的劳动法、产业政策及工会制度等，才能确保运营的合法合规。

　　第三，微观层面：特定业态的政策不确定性，例如对跨境电商和纯外贸企业而言，外部挑战更多来自国际贸易规则、税收政策等不断变化的制度环境。美国取消800美元以下包裹免税政策，显著提升跨境电商的不确定性，也对企业的合规能力提出更高要求。

　　除外部因素外，中国企业还面临一系列内部挑战。

　　首先，企业是否具备真正的全球化战略与执行能力是根本性问题；许多企业对自身优势定位不够清晰——究竟是凭借成本与供应链优势，还是依靠技术与品牌优势。其次，不少企业缺乏国际化管理体系和复合型人才储备；出海并不仅是资本和产品的输出，更是制度、管理和组织能力的输出。最后，对当地市场制度与文化不熟悉，也是企业内部短板的体现。对当地法规、劳工政策、工会机制及供应链结构等缺乏深入了解，往往会弱化企业的执行力和适应性。

　　《中国经营报》：如果企业决定走向海外市场，你认为应优先考虑哪些区域或国家作为“第一步”？哪些市场在当前全球经济格局下更具潜力或增长机会？

　　黄生：如果企业利润率较高、自动化程度高且对劳动力依赖小，可以优先考虑发达市场。例如，美国和欧洲购买力强，对高附加值产品接受度高，会比较适合技术密集型企业进入。不过，涉及如敏感技术类的企业还需谨慎。

　　若企业属于劳动密集型行业，如纺织、服装、鞋帽、日用品，那么东南亚和南亚市场是目前最优选项。例如，柬埔寨、缅甸、越南等地因其劳动力成本低，且与中国地理位置接近，能够有效降低供应链转移成本，还可就近为欧美大型零售商供货。

　　此外，企业还可以通过评估当地供应链的成熟度判断出海机会。例如，对供应链依赖度较低的行业（如家居、服装等），可以在产业基础较弱的国家布局，以成本优势提升竞争力。而对供应链依赖度较高的行业（新能源电池、汽车、电子制造等），出海选址应侧重于基础产业链健全、产业配套完善的地区，否则长期依赖进口零部件会显著抬高成本。

　　总体而言，中国企业“出海”应遵循“因业制宜、因地制宜”的原则，结合产品特性、供应链特征和战略目标制定路径。

　　技术和品牌出海具有全球竞争力

　　《中国经营报》：在政策层面，政府是否会对有意“出海”的企业提供实质性的支持或激励？这些支持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黄生：地方政府对企业“走出去”高度重视，当前各地正从不同方向探索支持路径和形式。

　　第一类探索，是在本地构建完整的出海产业生态系统。一些城市正在打造涵盖“海外建厂服务—法律与劳工咨询—税务合规—市场拓展”的全链条服务体系，通过专业机构集聚来支撑企业海外布局，形成本地“出海服务生态圈”。

　　第二类探索，是依托区位优势，打造综合性的出海集散地。部分靠近港口或自贸区的城市，通过强化物流、通关等基础设施，积极吸引企业注册入驻，以形成“产业+港口+服务”的平台化集群。

　　第三类探索，是以调研为先导推动政策精准化。不少政府在出台政策前，会携手研究机构和高校对企业开展系统性调研，以准确把握企业在出海过程中面临的实际痛点，如融资、补贴、人才、合规、海外风险管理等，从而能制定更具针对性、可操作性的政策，满足企业不同阶段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