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0日，国家医保局罕见地点名了“黄某云涉中药配方颗粒行贿案”，尽管该案已于2025年6月由江西省高安市人民法院作出判决。

　　医保局在通报中明确指出：“司法机关已经对行贿案件作出处罚，但案件暴露出的价格虚高空间依旧存在”。这标志着相关部门在查处个人法律责任后，正将目光转向药品虚高定价这一滋生行贿的土壤。

　　信封里的秘密：六年回扣，千万销量

　　2025年6月，江西省高安市人民法院公布（2025）赣0983刑初117号裁判文书，曝光了医药回扣案细节。

　　时间回到2018年12月，彼时的黄某云受同学雷某根聘请，负责某中药配方颗粒在高安市人民医院的销售。她的任务简单而直接：打通医生渠道，提升药品销量。

　　怎么做？回扣。

　　据判决书披露，在雷某根的授意下，黄某云开始逐一拜访各科室医生。她先是悄悄收集医生的联系方式，待医生下班后，她便单独约见，当面许下“开一盒药，给10%-15%回扣”的承诺。

　　为了这套“精细化”运营，她每月底会根据药房统计的医生开药量，将现金装进信封，亲自送到医生手中。每个信封上都工整地写着金额和医生的姓氏，一目了然。

　　这套灰色交易，持续了整整六年。直到公安机关在黄某云住所搜出那33个信封，这条利益链才被彻底斩断。经查，该中药配方颗粒在高安市人民医院的销量高达1000多万元，黄某云向15名医生支付的回扣总额达163.63万元。

　　2025年6月，黄某云因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并处罚金。

　　关键证词，指向一家IPO折戟的药企

　　案子判了，但故事并未结束。这1000多万元销售额的“某中药配方颗粒”，究竟是谁家的产品？

　　判决书中的关键证词，将线索指向了江西百神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下称“百神药业”）。

　　代理商雷某根在证词中提及：“当时某己公司董事长付志高已经答应我，只要我能签到高安市某甲医院的合同就让我做这个业务。”

　　“付志高”这个名字，与百神药业的创始人姓名完全一致。黄某云的供述更为直白，她明确提到药物名称就是“百神颗粒”——这正是百神药业的核心产品。

　　百神药业，一家源自清朝光绪年间“协记药栈”的老牌药企，主营中成药、中药饮片、中药配方颗粒研发、生产和销售。公司早在2012年就启动了上市计划，却在2023年9月，与保荐机构一同撤回了上市申请，IPO之路戛然而止。

　　为何折戟？《财中社》注意到，导致其IPO失败的核心原因之一，正是其高得不同寻常的“销售费用”。

　　2020年至2022年，百神药业销售费用累计高达9.12亿元。其中，占比超过86%、金额近8亿元的，是一项名为“市场及学术推广费”的支出。相比之下，同期公司的研发投入仅为0.51亿元。销售费用是研发费用的近18倍。

　　更引人注目的是，百神药业在三年内共召开了3101场“学术推广会”，频率远高于同行。这一异常现象，当时就引发了深交所的质疑，直指其“学术推广费的真实性”，并怀疑是否存在“资金体外循环”。

　　如今，黄某云行贿案的判决，无疑为监管当年的质疑提供现实印证。

　　监管亮出“第二刀”：司法之后，斩向价格虚高

　　对黄某云的判决，是这场风波的第一重结局，但并非终局。

　　国家医保局在11月20日的通报中，罕见点名此案，明确指出：“司法机关已经对行贿案件作出处罚，但案件暴露出的价格虚高空间依旧存在。如不加以处置，虚高价格将持续侵害患者和医保基金合法权益。”

　　这句话，点出了问题的核心。行贿只是表象，药品虚高的定价，才是滋生回扣的土壤。192万元的回扣，能从1000多万元的销售额中轻松“消化”，其间的价差空间令人咋舌。这最终都是由患者和医保基金来埋单。

　　医保局明确表示，将启动“价格招采信用评价制度”——即医药行业的“信用黑名单”。一旦涉事企业被评定为严重失信，其产品将面临被清除出公立医院市场的风险。

　　国家医保局在通报中直言，医药购销行贿本质是“通过给予不正当利益买断处方权”，干扰正常诊疗秩序。黄某云案虽被认定为个人行为，但判决书未触及的药品虚高定价问题，正是监管此番关注的核心。

　　截至2025年6月30日，各省份评级为“特别严重”和“严重”失信的医药企业已达63家。监管信号已经明确：医药反腐不再满足于处理个案，而是要破除“回扣-高销售费用-药品虚高定价”的行业生态。

　　当192万元回扣与1000多万元销售额之间的价差空间被监管锁定，依赖“高定价、高回扣”模式的药企，面临的不只是个案追责，更是整个公立医院市场的准入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