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士输出地”困境何解？

　　几天前，两年一度的中国科学院与中国工程院院士增选结果公布，即有江西媒体发文“求解”，直言作为典型的“院士输出地”，江西对流失院士资源的“归乡”渴望尤为迫切。

　　这里所说的“院士输出地”，是指出生地/籍贯地与工作单位所在地的“错位”。以江西为例，据当地不完全统计，江西籍6人新当选为两院院士。此前消息显示，江西超40人入选2025两院院士增选有效候选人，但多为在外地工作的赣籍院士。

　　早在“十四五”规划中，创新就被置于具体任务的首位，院士增选则被认为是观察中国科技创新和人才队伍建设的“风向标”。回望过去五年，全国31省份共新增三批次、共418名两院院士（不包含外籍院士），按工作单位所在地划分，整体呈现“北京一枝独秀、沪苏鄂粤紧随其后”的集中态势。

　　进一步把时间线拉长，江苏、湖南、河北、河南等多个省份都存在明显的院士籍贯与工作地“错位”的现象，还有不少“院士之乡”因缺乏本土承载平台陷入“只出不进”的尴尬。

　　在这场“留才”与“用才”的较量中，各区域该如何破解院士引育难题，更好地高质量发展？

　　院士去哪了？

　　11月21日，2025年度中国科学院与中国工程院院士增选结果正式公布，共144人，其中，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分别增选73人、71人。从区域分布来看，今年有不少省份迎来了新突破——

　　其中，作为全国科技创新中心，北京的实力毋庸置疑。此次院士增选，整个北京地区共有65人当选，覆盖两院全部学部，数量稳居全国第一。目前，在京院士数量增至885人，占全国院士总数的46%。

　　山东此次共8人当选（5位两院院士、3位外籍院士），超过过去两轮总和（2021年度3人，2023年度3人）。这也使得山东圆满完成了“十四五”既定目标（增选10人），是1995年以来最好成绩。

　　同样迎来“丰收季”的还有湖北，按照当地媒体报道，此次湖北省有11位专家学者成功增选为院士，首次突破两位数，为历次增选人数最多的一次。湖北作为高教大省，武汉大学以3位院士领跑，华中科技大学以2位（其中一位为湖北首位外籍院士）紧随其后。

　　拉长时间来看，“十四五”期间，两院院士增选工作共开展三轮，分别是2021年、2023年，2025年，合计418人。从院士工作单位所在地来看，新增院士几乎覆盖了全国31个省份，区域人才分布“头部聚集、腰部崛起”的格局愈发清晰。

　　注：此处仅以两院新当选院士名单公布的工作单位所在地为主，不包含部分院士有多个工作所在地情况。例：崖州湾国家实验室副主任赵书红教授此次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她同时也是华中农业大学动物科学技术学院、动物医学院院长，但仅以名单公布单位崖州湾国家实验室所在地计入。

　　其中，北京断层领先，三轮院士增选名单共增加171人，占全国新增院士总数的40%。北京之后，上海、江苏、湖北、广东共同构成全国院士区域分布的“第二阵营”。

　　具体而言，上海、江苏作为国内人才资源较为集中的地区，新增院士数量分别为36人、30人，位居全国第二、三位。随后是湖北与广东，湖北凭借优质高校集群的科教优势，广东依托高开放度与经济活力的产业支撑，分别新增院士22人、20人，展现了“科教强省”与“经济强省”的人才驱动效应。

　　陕西、四川、湖南、浙江等其余科教大省，过去五年新增两院院士人数也均在10人以上，共同构成国内院士区域分布的“腰部军团”，成为我国科研人才梯队的重要支撑。

　　值得一提的是，长期以来，中国工程院院士人选以高校、科研机构和国企为主。不过，这种格局正在被不断打破——

　　今年新当选的工程院院士中，民营企业科学家数量实现历史性突破。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首席科学家廉玉波、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席科学家吴凯、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席技术官黄险波3人入选，创下中国工程院成立以来，民营企业当选院士数的最高纪录。

　　对此，中国城市经济学会副会长、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智库联盟秘书长秦尊文接受城市进化论采访时表示，来自企业界尤其是民营企业的科技人才比例提升，将很大程度上加速高校与市场的结合，推动科研成果产业化进程。

　　“输出地”困境

　　随着院士增选名单公布，一场跨越省市的“院士认领热”迅速升温。各地在为“本土走出的顶尖人才”倍感自豪的同时，更难掩对“院士归乡”的期待。

　　“您是从洞口走出去的杰出英才......我们热切期盼您常回家看看，为家乡发展传经送宝。”“您从乐平起步......热切期盼您常念桑梓之情、常回乐平看看，一如既往关心支持家乡发展。”

　　近日，湖南洞口县、江西乐平市政府先后向尹周平院士、骆广生院士发布贺信，折射出地方对高层次人才赋能发展的迫切渴求。

　　这份期待背后，一个普遍但值得深思的现象浮出水面，多数院士的籍贯地与长期工作地呈现“错位”状态，人才外流情况尤为突出。

　　根据上观新闻整理的中国科协创新战略研究院的数据，截至目前，以湖南为出生地院士有178人，但以湖南为工作地的院士仅有116人。若以“院士工作地/院士出生地”计算流动比（大于1为净流入，小于1为净输出），湖南的流动比仅为0.65，净输出特征显著。

　　至于喊话“留人”的江西，院士输出程度比湖南更高，流动比为0.47。如当地媒体报道所述，江西同作为院士输出大省，大量赣籍院士在外工作，“墙内开花墙外香”的现象突出。

　　事实上，这种困境并非中西部省份独有。如河北籍贯的高层次人才很多，但却较少回到家乡效力。另据媒体公开报道，江苏、浙江、广东等沿海经济大省也存在着院士人才流失的问题，以至于形成了一批缺少院士的“院士之乡”。

　　与这些“输出地”形成鲜明反差的是，北京、上海等地的高层次人才全国最多，但真正北京籍、上海籍的高层次人才却并不多，是明显的人才净流入地区。

　　为何“院士之乡”却留不住院士？

　　在秦尊文看来，院士人才的供需在区域上存在差异。供给端，人口大省按比例往往能培育出更多院士。配置端，院士资源分配以科技强国建设战略为指引，遵循“全国一盘棋”的统一部署。各类科技创新中心作为重要支撑，会相应配置更多顶尖科研人才。这种供需差异，最终导致部分地区出现院士错位的现象。

　　不过，值得关注的是，这种人才分布不均衡的“马太效应”正逐步减缓。天津工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副院长唐家龙曾撰文指出，近年院士增选结果表明，人才区域分布的集中化趋势有所松动。

　　他建议，当前区域层面应当更多聚焦世界科技前沿、经济主战场、国家重大需求、人民生命健康，挖掘自身特色优势，打造不可替代的科研与产业生态，形成对顶尖人才的持续吸引力。

　　引人与用人

　　在区域人才竞争日趋激烈的当下，“江西之问”已经摆在一众“院士输出地”面前，要如何突破先天资源限制、破解人才“错位”困局，实现从“培育人才”到“集聚人才”的跨越。

　　2025年两院院士增选结果显示，以江苏为例，作为公认的“院士出产第一大省”，近年正向“院士集聚地”逆转，为这一全国性难题提供了实践样本——

　　长期以来，江苏面临国家级创新平台和大科学装置相对偏少的现状，院士籍贯与工作地的“错位”现象客观存在。但这并未阻碍江苏成为院士集聚高地，此次增选后，江苏两院院士总数达122人，稳居全国第三。

　　同样有所改善的省份还有山东，2025年山东新增8位两院院士，“十四五”期间住鲁院士从86位跃升至165人，总量几近倍增。高端人才的集聚，离不开实打实的政策支持与制度保障。苏鲁两地均以顶格力度的政策设计，为院士等顶尖人才搭建干事创业的舞台。

　　江苏的院士科研紧扣“产业应用”导向，例如，东南大学首席教授、博士生导师洪伟深耕毫米波基础理论与芯片技术；南京大学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施毅长期扎根于微电子领域，从事人工智能核心的机器学习理论、模型与算法研究。

　　山东则以“战略赛道”吸引顶尖人才。从研究领域看，山东新增8位两院院士，主要研究方向包括原子核物理理论、信息与电子、海洋环境与生态学、纳米光电材料及器件、密码系统构建与密码分析、基因组编辑技术开发和应用等前沿领域，与山东区域创新的目标高度契合。

　　一个例子是，公开报道显示，随着山东海洋强省战略推进，目前全职住鲁海洋界院士达22人，占全国总数三分之一，居全国首位。

　　秦尊文表示，实践证明，区域对院士人才的吸引力，并非单纯依赖国家级平台的先天禀赋，更在于政策、产业、生态的协同发力。他建议，各地应立足资源禀赋与产业基础，聚焦细分前沿领域构建竞争优势，建设特色产业集群，形成“人无我有”的赛道吸引力，让人才有用武之地。

　　与此同时，构建阶梯式政策支持体系。既要有针对顶尖人才的“顶格资助”，解决科研启动、团队建设的资金难题。也要有面向成果转化的“全链条支持”，如设立产业基金、建设中试基地，降低科研成果产业化门槛。

　　此外，强化住房、教育、医疗等生活配套，让人才无后顾之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