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范涉企行政行为是一场由表及里的认知变革。

　　25日国务院企业负担部际联席会议召开电视电话会议，明确2026年，要聚焦降本增效，建立健全惠企政策常态化运行机制，聚焦优化环境，建立健全规范涉企行政行为标准制度，聚焦提升能力，建立健全企业综合服务体系。

　　数据显示，今年1~8月，现行政策中支持制造业发展的主要政策减税降费及退税近1.3万亿元。“十四五”时期，全国累计新增减税降费超过10万亿元，有力减轻了企业负担。在有效需求不足，内外经济形势复杂严峻，不稳定不确定性因素增多，企业经营面临不少困难的当下，减轻企业负担确实为激发经营主体活力及稳定经济增长提供了有力支撑。

　　但是，企业还需要更多获得感。会上中国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中心发布的《2025年全国企业负担调查评估报告》显示，57%的企业希望进一步降低增值税、55%的企业希望降低企业所得税、37%的企业希望降低企业用能用地等要素成本。企业认为政府应从规范涉企行政行为、加强惠企减负政策直达快享、企业数字化转型等方面进一步加大优化营商环境、减轻企业负担工作力度。

　　同时，一些接受调查的企业对部分领域成本负担主观感受依然较重，有些领域存在隐性变异加重企业负担等行为，政策信息不共享、政策兑现不及时问题也存在，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等行为出现反弹回潮现象，行政不作为、乱作为问题依然存在。

　　问题概括起来，是一些政策不解渴、不精准、不直达、不便捷，企业的获得感、满意度有待提高。

　　出现问题的原因，不是决策层重视不够，而是在于认知和方法等多个层面。认知上，一些政府部门认为企业对于惠企政策需感恩而非挑剔，这种以管代治的官本位思想，影响了惠企政策的决策质量和执行效果。

　　同时，一些惠企政策的企业感知度不高，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政策在设立之初，就是以决策行政执法机关的理解来制定，即政策是基于“我认为企业需要什么”来设置，而非“企业需要什么”。这导致尽管投入大量人力物力，但一些惠企政策最终却并非企业所需所急所盼。

　　因此，不论是惠企政策的决策机制，还是执行机制，都必须坚持换位思考，将政策立论转变为“企业尽管提要求，政府尽可能创造条件满足”。

　　考虑整个政策生命周期，要换位思考，就必须从信息结构、组织结构、议事机制和评价反馈体系等方面做好全面的转型对接，搭建起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互动的公开透明的惠企政策生态体系。

　　以信息结构为例，真正让企业有充分的获得感和满足感，首先需搭建畅通透明的企业诉求信息传导机制及政府政策资源供给信息体系。企业诉求信息与政策资源供给若能在公开透明的匹配机制中实现配对，对企业来说就是实实在在的获得感、满足感。其实，企业诉求信息是政府部门感知经济社会变迁的重要渠道之一，有助于提高行政执法的精准性，降低惠企政策制定和行政执法成本。

　　以评价反馈体系为例，政策制定出台只是开始，政策在经济社会的反映才是核心。企业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评价反馈信息，承载着政策与市场最真实的对话，尤其是具有高度灵活性的政策，实际是一种连续博弈结构，市场对政策的感知才是政策精进、治理生态完善的重要标志。

　　当前企业认为一些惠企政策不解渴、不精准、不直达、不便捷，还存在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企业税费负担相对较重。解决方案是要适度推进税制改革和税前扣除标准的完善。从中长期看，加快推进税制改革由流转税为主向直接税为主的转型，当务之急则是企业所得税的税前抵扣标准改革，这方面在技术上已相当成熟，随着金税四期的实施，税务部门能精准地为每一个纳税人画像，无需再通过严卡费用标准来保障税基不漏损。

　　当然，提升惠企政策的获得感、满足感，是一个系统工程，尤其是在地方财力承压的当下，要从制度上杜绝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等行为，需将保基层基本运转置于财事权改革的激励约束框架下来处理。

　　正己而不求于人则无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面对复杂严峻的国内外形势，最好的惠企政策是少惊扰、多体惜、多敬畏，惠企政策要避免错位、越位和不到位，政府部门公共服务本源的回归是最能带来获得感的惠企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