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国家医保局曝光的一起支架球囊行贿案备受关注，引发公众对医生收取回扣、医用耗材价格虚高等话题的讨论。

　　根据国家医保局发布的信息，2025年7月，河北省魏县人民法院依法公开开庭审理上海某科贸商行、马某犯单位行贿案。经审理查明，上海某科贸商行及其实际控制人马某，在销售医用耗材时，给予时任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副院长李某军、东院区心血管内一科主任王某乙、东院区心血管内二科主任吴某利以现金回扣，共计人民币1403.33万元。

　　法院认为，被告单位上海某科贸商行为谋取不当利益向国家工作人员行贿，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单位行贿罪。被告人马某作为上海某科贸商行实际控制人，对单位实施行贿负有直接责任，应以单位行贿罪论处。

　　随着我国心血管病患病人口数持续增加，冠脉介入治疗手段不断普及，目前每年约有120万台心脏支架植入手术，球囊的市场规模也在稳步扩大。国家医保局指出，相关案件暴露出的价格虚高空间依旧存在，如不加以处置，虚高价格将持续侵害患者和医保基金合法权益。

　　医药购销行贿本质上是通过给予不正当利益买断处方权，干扰正常诊疗秩序，使得医药产品销售从实际临床价值转向高返点和高回扣。近年来，医疗器械行贿受贿案件并不鲜见，“关键少数”依据职务之便，为企业提供帮助并收受财务贿赂。

　　当前，国家医保局深入开展医用耗材集采、价格招采信用评价制度等工作，已有效挤压医用耗材价格水分。未来，还应如何全链条发力，堵住监管漏洞，遏制隐蔽性行贿与违规操作？

　　今年8月，中国判决文书网公布的一起一审判决书，揭开了一则企业及其实控人行贿医生千万元的大案。不过，目前该判决书已无法查询。

　　根据国家医保局近日曝光的上述案件，上海某科贸商行及其实际控制人马某，为推动某品牌的支架、球囊在医院相关科室的持续使用，向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3名核心医护管理人员持续输送利益。其中，支架每条回扣5000元，球囊每条回扣800元。

　　通过上述利益输送方式，多年来马某累计行贿金额达1403.33万元：其中，向医院副院长李某军行贿人民币674.34万元，向东院区心血管内一科主任王某乙行贿人民币66.44万元，向东院区心血管内二科主任吴某利行贿人民币662.55万元。

　　经法院审理查明，上海某科贸商行及马某的行为已构成单位行贿罪，最终依法作出判决：上海某科贸商行犯单位行贿罪，单处罚金人民币30万元（已缴纳）；马某犯单位行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十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万元（已缴纳）；马某退缴的违法所得200.28万元，依法予以没收，上缴国库。

　　国家医保局指出，已于2020年建立价格招采信用评价制度，对法院判决、有关部门查处的医药购销行贿、带金销售等问题突出的企业开展失信评级，并采取限制挂网、配送等约束措施。

　　值得一提的是，从网上流传的中国判决文书网公布的版本看，本案受贿行贿主要集中在2013年至2020年。彼时，心脏支架每条上万元。高值耗材价格虚高、回扣乱象突出，这正是国家启动医用耗材集采的重要背景。

　　2020年末，国家医保局会同相关部门率先聚焦心脏支架，首次开展国家组织医用耗材带量采购，将产品均价从1.3万元降至中位价700元左右，实现价格大幅跳水。2022年集采协议期满后，接续采购顺利推进，中选企业从8家扩至10家，基本覆盖国内外主流产品。

　　球囊也通过集采实现价格大幅下降。比如，2021年，江苏省医保局牵头组建12省际联盟开展药物球囊带量采购，中选均价约6300元，平均降幅70%。

　　关于集采产品的临床使用情况，国家医保局公布上述案例时，一个高赞留言指出，临床使用时，医疗机构没有优先使用集采产品。临床医生往往传导给病人的信息是：太便宜了，不敢用。所以，国家集采的降价红利惠及不到患者身上，看病贵的问题还是解决不了。

　　不过，江苏某三甲医院外科医生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我们基本都是以集采中选产品为主，集采产品用完再用其他产品。其实集采中选产品也基本覆盖了平时临床较常使用的品牌。”

　　从受贿一方看，医院“关键少数”受贿屡有发生。11月26日，中纪委网站发布《三堂会审丨受贿并对抗组织审查如何认定》一文，其中提及2014年至2021年，于某某利用担任某市第一人民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等职务上的便利，在医疗器械销售、工程承揽等方面为他人提供帮助，收受或索要财物共计734万元人民币。

　　为遏制相关腐败行为，今年9月，中纪委网站发文指出，驻国家卫生健康委纪检监察组将紧盯“关键少数”、关键岗位，以及药品、高值耗材、医用设备采购等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以零容忍态度严查行风及腐败案件。

　　与此同时，国家医保局也在通过集采挤压医用耗材产品水分。目前，第六批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集中采购正稳步开展，采购范围涵盖药物涂层球囊、泌尿介入两大类。而在以往五批集采中，冠脉支架、人工关节、脊柱类耗材、人工晶体等多个品类被覆盖其中。

　　值得强调的是，集采之后要关注更为隐蔽的行贿受贿行为。中纪委网站今年7月发布的《以案明纪释法 | 医药产品采购中收受销售方财物构成何罪》提及了一起案例，2020年至2022年，张某某作为某医院骨科主任，一方面，在上报耗材预采购量时，选择某品牌骨科耗材作为报量品牌之一，并提高了相关报量；另一方面，要求所在科室医生积极完成该耗材的带量任务。

　　在此过程中，张某某利用职务便利，为医药产品销售方谋取利益并收受287万元财物，构成受贿罪。

　　在集采的背景下，又应该如何进一步遏制医用耗材的行贿受贿？

　　首都医科大学国家医保研究院原副研究员仲崇明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指出，一是盘整现状与问题，看清楚总的作战地图。前期已经集采的耗材品种实际运行情况如何，还存在哪些遗留问题和次生风险；目前尚未集采的耗材品种又是何种局面，隐含哪些突出隐患，都要逐一摸透。

　　二是针对这些现状与问题，有些品种适合被集采扩围，但启动周期较长，能不能找到当下更有效的替代举措？关键是找准七寸下手。比如局部探索医院联盟限价、议价，又如推进医疗服务价格、医保支付标准的落地执行，用多元手段补位。

　　三是从行业内各企业的公司治理入手来倒逼合规，不管实际案件中谁是第一责任人，要避免类似行贿反复发生，就需要让公司治理真正发挥作用，甚至对重点监控的细分领域，推行自查自纠。

　　四是坚持疏堵结合，对为什么类似问题比较严峻且容易死灰复燃，是否要反思医疗医药阳光合作存在机制堵点，需要继续从学理、法理、机理层面做疏导改革，让机制更顺畅、更具约束力。

　　五是用好统一大市场的趋势与冲击力量。在此背景下，多做类似区域联盟采购、配送的整合性、开放型试点，追求“大就要有大的样子”、高合规运行。遏制医用耗材行贿，行百里者半九十，只要局面不继续恶化，就是拐点。

　　总而言之，要想遏制医用耗材领域的行贿受贿，就需要在集采的背景下，全链条发力，强化信用评价、紧盯“关键少数”、完善公司治理与阳光采购机制，让降价红利真正惠及于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