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焕庸（1901-1998）是中国近代人文地理学的重要奠基人，以提出中国人口地理分界线——“胡焕庸线”闻名于世。鲜为人知的是，他在政治地理与地缘战略研究领域同样造诣深厚，作出了重要学术贡献。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如何处置战败国日本及其领土问题，成为构筑东亚新秩序的核心议题。1945年，胡焕庸编著出版《台湾与琉球》一书，并于1947年前后在《问世》《社会公论》等刊物上连续发表《对日和约与对日通商问题》《从对日和约谈到日本前途》《日本领土应如何处置》等系列文章，系统性阐述了关于琉球问题的核心立场。其论述既植根于深厚的历史与地理学养，又立足于对中国未来安全的深切关怀，构成了一套完整的地缘政治思想体系。本文旨在深入剖析胡焕庸关于琉球问题的核心观点、战略考量及其跨越时代的历史回响。

　　一、历史主权的坚实根基与法理依据

　　胡焕庸首先从历史与法理层面，严谨论证了中国对琉球主权要求的合理性与合法性。他在《台湾与琉球》中详细考证历史，指出：“隋开皇中，遣虎贲陈陵略澎湖地；炀帝大业六年，遣使羽骑尉朱宽至流山……明洪武五年，改瑶状曰琉球，是为琉球命名之由来。”“洪武五年，遣行人杨载赍诏往谕，中山王蔡度遣弟泰期奉表贡方物，是为琉球通于中国之始……自此以后，每值新君登位，必来申朝请封，直至同治十三年日人占取琉球以前，迄未中断。”在《日本领土应如何处置》一文中，他进一步明确：“隋唐以降，琉球即为我国领土，明清两代，世受册封，史籍斑斑可考。”

　　这些考证清晰呈现了中琉之间持续数百年的宗藩关系图景。这种关系并非虚名，而是贯穿政治、经济、文化的全方位互动：明清皇帝对琉球国王的正式册封、琉球定期遣使朝贡、闽人三十六姓移居琉球并带去先进生产技术等，使琉球在文化认同与社会制度上深深烙印着中华文明的痕迹。

　　对于日本1874年借口“琉球漂流民事件”武装吞并琉球的行为，胡焕庸详细记述了这一过程，并指出清政府“无形中放弃对于琉球之宗主权”的外交失误。在《对日和约与对日通商问题》中，他强调，不能因琉球被日本侵占（1875年）早于台湾（1895年），就忽视其主权归属的历史正义。战后处置应遵循《开罗宣言》“其他日本以武力或贪欲所攫取之土地，亦务将日本驱逐出境”的精神，琉球理应与台湾、澎湖一样，脱离日本控制，归还合法主人。

　　二、地缘战略价值：中国出入太平洋的“海上藩篱”

　　从地理结构看，琉球群岛散布于中国东海与太平洋之间，呈弧链状构成中国东部沿海的天然屏障。作为杰出的地理学家，胡焕庸对琉球战略价值的分析尤为精辟：“琉球群岛位于日本群岛与台湾之间，蜿蜒分布，延长达八百海里，由我国之黄海、东海东出太平洋，必须经过琉球群岛。”“我国不欲兴海军、出太平洋则已，否则，琉球群岛实为我国东边海疆之外篱。”这些论断精准揭示了琉球群岛对中国海洋命运的锁钥地位。

　　他进一步强调：“台湾、琉球，有如我国海上之外篱，南向而下南洋，必须经过台湾海峡；东向而出太平洋，必须经过琉球群岛。未有外户操之于人，而能立国于地球上者！”这一论述超越单纯的历史主权诉求，从地缘政治宏观视角阐明了琉球群岛对中国海洋安全的核心价值。胡焕庸警示：“琉球群岛如受他国控制，我国将永无出太平洋之机会。”“则我海上活动，一日不能越出黄海、东海范围之外”。这一判断深刻揭示了琉球与中国海洋发展及国家安全的紧密关联——一旦琉球被敌对或潜在敌对势力控制，中国海洋发展将被锁闭于第一岛链之内，国防纵深远海化将沦为泡影。

　　在《对日和约与对日通商问题》中，他更将琉球与台湾的安全紧密绑定，提出极具前瞻性的判断：“如琉球果仍还日本，则若干年后，台湾必有再度被侵之虞。”这一论断揭示了琉球与台湾在地缘安全上的“唇齿关系”——控制琉球即掌握威胁台湾方向的战略前沿，其逻辑在今日仍具强烈现实意义。

　　三、战后处置的具体方案：务实的外交蓝图

　　面对复杂的国际局势，胡焕庸并未空谈原则，而是提出了层次分明、务实灵活的具体方案，展现了学者兼战略家的现实考量。

　　上策：直接归还中国。这是最理想的结果，即如恢复对台湾的主权般，中国直接收回琉球、行使完全主权，是对历史与法理的彻底尊重。

　　中策：中国托管，美国协防。考虑到当时的国际现实与美国在太平洋的战略利益，他提出折中方案：“群岛由我托治，而大琉球暂准美国驻军，保障太平洋之安全。”核心在于政治主权（托管权）归属中国，满足中国核心安全与主权需求；同时允许美国在主要岛屿（如冲绳）保留军事存在，兼顾其太平洋防务体系需要，体现了实力政治背景下寻求最大国家利益的智慧。

　　下策：坚决反对归还日本。胡焕庸对日本军国主义复活倾向抱有高度警惕，认为将琉球再度交予日本无异于“为虎添翼”，既否定反法西斯战争的正义性，更会为东亚未来冲突埋下祸根，这是中国必须坚守的底线。

　　此外，他还详细考证并界定了琉球群岛的范围——包括北部奄美诸岛、吐噶喇诸岛，中部冲绳诸岛，以及南部宫古、八重山诸岛，为中国在谈判中的具体主张提供了精确地理依据。

　　四、外交实践：孤独的坚持与历史的遗憾

　　胡焕庸不仅是琉球问题的理论建构者，更是其主张的积极践行者。据史料考证，在1947年9月15日国民政府外交部召开的第二次对日和约审议会谈中，胡焕庸是唯一明确主张收回琉球群岛的代表。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与国内政治氛围下，其立场显得尤为坚定而孤独。

　　与胡焕庸的清晰主张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国民政府采取了“外宣托管，内行收复”的模糊政策。这种政策虽表面保留了收回琉球的可能性，实则缺乏明确的战略决心与执行方案。

　　胡焕庸敏锐洞察到战后美苏冷战阴影已笼罩对日和约问题，在《从对日和约谈到日本前途》中批评当时中国政府“一味做美国的尾巴，亦觉无谓”，主张中国应“自己拿出主张”，“根据自身利益，来做美苏两方的折冲”。

　　在琉球问题上，他提出经典的地缘政治交换策略：对于距离中国较远、但美国志在必得的伊豆、小笠原、硫磺等战略岛屿，“我国可支撑美国立场，但必须以取得琉球为交换条件”；在千岛群岛归属苏联等问题上，中国亦可利用美苏矛盾，以支持某一方立场换取其在中国核心利益（如琉球、赔款）上的支持。这一策略的核心，是要求中国外交必须保持独立性与主动性，以棋手思维而非棋子身份参与大国博弈。

　　遗憾的是，受冷战格局迅速固化及中国国内状况等影响，胡焕庸的远见卓识未能转化为现实政治结果。1952年《旧金山和约》与《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的签订，使美国获得对琉球的“剩余主权”和行政权，并在此后建立庞大军事基地群，最终于1972年将琉球的“施政权”私自“归还”日本，造就了延续至今的“琉球（冲绳）问题”。

　　历史发展印证了胡焕庸的远见。国民政府在外交上的犹豫不决、冷战格局的快速形成及美国对日政策的转变，使中国最终错失收回琉球的良机。

　　五、战略远见的思想溯源与当代回响

　　胡焕庸的琉球观是其整体地缘政治思想的集中体现，既深受中国传统舆地学与近代西方地缘政治理论的双重影响，强调地理位置与空间控制对国家权力的决定性作用，又折射出他对世界格局变迁的深刻把握。其最具前瞻性的洞见，在于将琉球问题与中国的海洋国家转型紧密绑定——他在《台湾与琉球》结尾发出振聋发聩的呼吁：“二十世纪，乃为大洋交通之时代，未来新中国之发展，万勿再踏过去重视大陆、轻视海洋之覆辙，而应以海陆并重为我最高之国策。”

　　在他看来，琉球问题的本质绝非单纯的领土归属争议，而是关乎中国能否突破海洋桎梏、成为真正海洋国家的战略命题。他明确指出，台湾与琉球的收复，“不仅因其过去原为我国之领土，不仅因有六百万之华夏同胞亟待解放，而最重要者，在其对于我国之军事形势”。这种将领土主权、海洋安全与国家发展战略深度融合的思维，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极具开创性。

　　如今，东亚地缘格局仍深受琉球问题的隐性影响，胡焕庸关于琉球战略价值的判断、海陆并重的国策呼吁，以及外交应保持独立主动的主张，依然能为当代中国应对海洋安全挑战、参与地区秩序构建提供重要的思想启示与历史镜鉴。

　　回顾胡焕庸在《台湾与琉球》及相关论著中的论述，其思想的穿透力与预见性令人叹服。他既从历史与法理上论证了中国对琉球的主权，更从地缘战略高度阐明了琉球对中国海洋安全与民族复兴的极端重要性；所提出的从直接归回到托管协防的多层次方案，以及海陆并重的国策思考，展现了杰出学者深沉的家国情怀与冷静的现实主义智慧。

　　胡焕庸1947年在对日和约审议会谈中独自主张收回琉球的史实，不仅体现了他个人的学术勇气与政治担当，更折射出那个时代中国知识分子对国家命运的深切关怀。这段历史启示我们：在地缘战略问题上，清晰的主张与坚定的立场，往往比模糊的妥协更具长远价值。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教授、地球科学学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