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全球科技竞争格局深刻演变，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深度融合，科技创新已成为重塑全球经济格局、决定国家发展主动权的核心力量。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围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出系统部署，明确提出“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强调“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为我们在新起点上推动科技创新协同、培育新动能指明了方向。

　　新质生产力“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其核心在于科技创新，关键在于质优。面对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不足等现实挑战，加强科技创新协同，不仅是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的内在要求，更是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塑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的战略举措。

　　一、时代呼唤：从“单打独斗”到“系统集成”

　　科技创新协同是指在国家战略引导和市场机制驱动下，高校、科研机构、企业、政府等多元创新主体通过知识共享、能力互补与流程优化，形成高效联动、良性互动的创新生态系统。这一概念包含三个核心要义：一是主体多元性，强调各类创新组织的功能定位与优势互补；二是过程连续性，涵盖从基础研究、应用开发到产业化全链条的有机衔接；三是系统开放性，体现为创新要素的自由流动与创新环境的持续优化。

　　从理论演进看，科技创新协同的理论基础不仅源于创新系统理论、协同理论与复杂系统理论，其核心机制更在于实现知识的系统集成与隐性知识的高效流转。其中，钱学森在《论系统工程》中提出的“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研讨厅体系”，为理解多主体协同创新提供了重要方法论启示，强调通过专家体系、知识体系与机器体系的深度融合，实现从经验判断到科学决策的飞跃。这一思想对当前构建跨领域、跨区域、跨周期的创新协同网络具有重要指导价值，提示我们必须打破体制机制壁垒，形成“共识—协作—集成—迭代”的创新治理新范式。

　　进入新发展阶段，科技创新协同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一方面，人工智能、生物技术、新能源等前沿科技领域加速突破，创新活动越来越依赖跨界融合与开放协作，单一主体主导或线性推进的传统创新范式已难以应对日益复杂的技术挑战。另一方面，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战略目标，亟需构建更加高效协同的国家创新体系。国际经验表明，主要创新型国家普遍通过体制机制创新提升系统协同效能。例如，德国弗劳恩霍夫协会采用“合同科研”模式，有效连接高校基础研究与企业技术需求；日本筑波科学城通过功能分区，构建了“基础—应用—产业化”的高效对接通道。这些实践表明，协同创新不仅是技术突破的加速器，更是国家创新体系现代化的重要标志。

　　二、内在逻辑：主体、空间、政策三大协同机制

　　科技创新协同是一项系统工程，其有效运转依赖于主体协同、空间协同与政策协同三大机制的有机配合。三者分别从组织架构、资源配置与制度环境层面奠定协同基础，共同构成创新生态系统的核心框架。

　　1. 主体协同：激活创新链耦合效能

　　主体协同是创新体系运转的核心机制。高校、科研机构、国家实验室与企业四类主体在创新链中承担不同功能：高校擅长基础研究与前沿探索，是知识创新的源头；科研机构聚焦关键技术攻关，承担行业共性技术研发使命；国家实验室瞄准国家战略需求，开展战略性、前瞻性、基础性研究；企业贴近市场，主导技术应用与产业化转化。

　　当前存在的突出问题是各类主体功能边界模糊、协同链路不畅，导致创新链出现“断点”、资源重复投入。破解这一困境，关键在于构建“需求牵引—能力互补—平台支撑”的协同创新机制。

　　具体而言，应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健全“揭榜挂帅”等市场化机制，使真实市场诉求有效传导至研发端；同步推动高校与科研机构面向产业需求布局定向研究计划，共建新型研发机构。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尤其要支持科技领军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形成体系化攻关能力。在激发多元主体活力方面，可引入经合组织（OECD）倡导的“分布式创新生态系统”理念，构建覆盖科研院所、大中小企业、金融机构以及自由职业者、青年创客等多类主体的开放创新网络，通过优化创新文化与激励机制，广泛吸纳跨领域创新力量参与协同。

　　2.空间协同：优化资源配置区域布局

　　空间协同是优化创新资源配置的关键路径。科技创新既呈现空间集聚的特征，又亟需跨区域的功能互补与联动发展。当前我国区域创新资源分布存在不均衡现象，这恰恰为构建差异化协同新格局创造了条件。京津冀地区应着力建设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核心承载区；长三角地区需充分发挥产业配套完善、市场腹地广阔的优势，打造高水平应用转化示范基地；粤港澳大湾区则可依托制度灵活、开放程度高的特点，构建全球科技创新枢纽。

　　值得关注的是，在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虚拟集聚”正成为创新活动的新型组织形态。浙江“产业大脑”通过数据驱动实现产业链资源的精准匹配，北京中关村通过设立异地创新中心将创新要素辐射至全国。这些创新实践表明，运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数字平台，能够实现跨区域创新资源的云端聚合与协同配置，构建“虚实结合”的创新网络，显著提升空间协同效率。

　　从微观层面看，苏州工业园、新加坡裕廊创新区等国内外先进案例表明，科技园区作为创新要素集聚的重要载体，正在经历从传统物理空间向“创新社区+数字平台”融合形态的转型升级。通过持续的功能升级与生态优化，这些创新载体正在不断提升区域创新体系的整体效能。

　　3. 政策协同：筑牢制度保障系统集成

　　政策协同是引导和保障创新协同的制度基础。当前创新政策仍存在部门分割、措施分散等问题，政策合力不足，难以形成稳定可持续的创新环境。德国“工业4.0”战略通过跨部门协同机制推动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显著提升了制造业智能化水平；新加坡“研究、创新与企业2025计划”（RIE2025）通过五年周期的系统规划与持续投入，构建了从基础研究到产业化的全链条支持体系，其研发投入占GDP比重长期维持在1%左右。这些国际经验启示我们，政策协同的关键在于打破部门壁垒，实现系统集成与精准适配。

　　具体而言，对企业需根据其生命周期提供差异化支持：初创期重点提供天使投资、孵化空间等普惠性支持；成长期强化市场准入、应用场景开放等发展性政策；成熟期支持其参与国际标准制定、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对人才则需要建立“人才—项目—平台”一体化支持机制，推动政策从“引进单点”走向“生态培育”，为不同阶段人才提供全方位保障。

　　三、路径探索：系统构建科技创新协同新格局

　　为加快建设世界科技强国，需从体制机制、平台载体、政策服务三个维度系统推进科技创新协同，构建高效联动、开放共享的创新生态。

　　第一，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构建协同治理新框架。建立跨区域科技创新协同发展联盟，推动重大战略区域在创新规划、政策标准、资源要素等方面的系统对接。完善区域协同会商机制，统筹重大科技项目布局，协调解决跨区域合作中的制度障碍。依据各区域资源禀赋与功能定位，构建差异化协同体系：京津冀聚焦原始创新共建国家实验室体系；长三角突出产业创新建设共性技术研发平台；粤港澳大湾区发挥开放优势打造国际技术转移枢纽。同步重点破除人才流动壁垒，完善人才柔性流动机制；构建要素自由流动体系，推动科技创新券跨区域通用通兑，建设一体化技术交易市场，设立跨区域科技创新基金，全面提升创新要素配置效率。

　　第二，优化平台载体布局，完善创新资源配置体系。构建“虚实结合、功能互补”的多层次平台网络。在实体平台层面，统筹布局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集群，建立面向全国的开放共享机制；建设产业创新平台网络，开展行业共性技术联合攻关；完善技术转移与成果转化平台体系，打通从研发到产业化的关键环节。在虚拟平台层面，建设国家级科技创新资源云平台，整合各地区科研设施、科学数据和专家资源，运用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实现创新资源的精准匹配与协同研发。通过建立标准化接口与开放协议，推动各类平台互联互通，构建高效协同的创新资源配置新格局。

　　第三，完善政策服务体系，营造协同创新生态。构建覆盖创新全链条的政策支持体系，强化研发投入、成果转化与产业化应用各环节的政策衔接。实施企业梯度培育计划，为科技型中小企业提供普惠性支持，对“专精特新”企业开展精准服务，支持领军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健全人才发展体系，重点推进人才评价标准互认与职业资格互通，建立“人才—项目—平台”一体化支持机制。同时，大力培育开放包容、协同共进的创新文化，完善科研项目失败免责机制，加强知识产权全链条保护，通过创新竞赛与交流活动，促进创新文化融合，营造激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创新生态。

　　（作者分别为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上海社会科学院应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复旦大学创业与创业投资研究中心研究助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