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联社12月2日讯（记者郭松峤）“在资本市场方面，‘十五五’期间面临新机遇，应从融资导向转向投资与融资相结合，强化市值管理与现金分红，并通过并购重组解决民企代际传承问题。”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指出。

　　在日前举行的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年度论坛（2025—2026）上，多位著名经济学家聚焦“十五五”时期以及未来一段时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提出系列关键建言。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聚焦中长期问题，指出影响2026年及以后经济运行的四大金融因素。一是社会融资结构发生深刻变化，资金“脱媒”趋势再现，流向资本市场和非银机构，M1增速接近M2释放出积极信号。二是利率下行趋势确立，受全球低利率环境、人口结构及实体经济金融化影响，低利率虽降低实体融资成本，但也挤压银行净息差，增加信贷传导难度。

　　在资本市场方面，李扬认为“十五五”期间面临新机遇，应从融资导向转向投资与融资相结合，强化市值管理与现金分红，并通过并购重组解决民企代际传承问题。在政策层面，中国货币政策正向关注资产价格的新范式转型，央行通过创设互换便利等工具及在二级市场买卖国债，逐步实现建设强大中央银行的目标。

　　第十三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指出，中国经济已由“供给约束”转向“需求约束”，宏观数据与微观感受的“温差”源于名义增长滞后及终端需求不足。

　　刘世锦提出“终端需求”概念，认为房地产与基建等非生产性投资的收缩，暴露了中国消费占GDP比重长期低于国际平均水平约20个百分点的结构性偏差。针对经济增长，他以“高度”与“宽度”为喻，强调若不解决代表消费需求的“宽度”，仅靠提升代表技术创新的“高度”将限制发展空间，甚至加剧就业矛盾。

　　展望“十五五”，刘世锦建议转变增长逻辑，确立“算需求、定产能、搞投资”的思路，并将消费占GDP比重每年提高1个百分点设定为硬任务。具体对策上，应实施“两个10万亿”计划，通过划拨国有权益资本充实社保，力争将城乡居民养老金提升至每月1000元，以此解决中低收入阶层发展型消费不足的问题。最终目标是建设与制造强国并列的“消费强国”，做全球最大的“甲方”，通过“投资于人”实现人力资本与经济的良性循环。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教授、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联合创始人、联席主席，中诚信国际首席经济学家毛振华指出，科技创新是“十五五”时期的重要抓手。

　　“科技不仅能破解关键技术‘卡脖子’问题，筑牢安全根基，还能通过抢占芯片、人工智能等新赛道塑造国际竞争力，并作为核心引擎推动高质量发展。”毛振华表示。

　　毛振华强调，中国科技优势正从人口红利向“工程师红利”转型。然而，中国缺乏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大型科技企业”，且存在严重的同质化“内卷”现象。大型科技企业是创新主体，特别是基础研究需要其巨额资金支持，且企业主导的转化效率优于单纯依靠科研院所。因此，要把科技搞上去，必须将培养、造就和保护“大型科技企业家”作为国家未来竞争的重要政策，以此带动产业成长。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一级教授、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联合创始人、联席主席杨瑞龙指出，分析宏观经济应秉持“从中长期看短期”的原则 。

　　“当前经济下行压力依然较大，面临五大风险点：一是通缩压力，需通过稳企业、稳就业来提振内需；二是就业压力，特别是零工经济吸纳能力趋于饱和，青年就业问题难解；三是地方财权事权不匹配问题日趋严重；四是宏观数据与微观感受存在背离；五是企业出海安全风险显著上升。”杨瑞龙谈到。

　　“尽管支撑增长的传统红利衰减，但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趋势未变。技术前沿创新、深度城市化、消费提质扩容、改革红利及”工程师红利“等新动能正在孕育。”杨瑞龙表示，若能激发这些新动能，“十五五”期间实现5%—6%的增长率是完全可能的。为此，必须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创新与产业、数字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并以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制度创新作为根本动力，确保2035年现代化目标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