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国家航天局设立商业航天司，相关业务正在逐步开展，这标志着我国商业航天产业迎来专职监管机构，未来将持续推动我国商业航天高质量发展，产业链有望全线受益。

　　当下，国家航天局专门设立“商业航天司”释放出什么政策信号？背后有何深意？设立商业航天司有什么作用？商业航天司的设立将给整个行业发展带来哪些影响？新机构的设立将如何重塑“国家队”（航天科技、航天科工等）与纯商业航天公司之间的关系？

　　针对上述问题，《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采访了相关专家和企业。

　　释放多重信号：并非从“鼓励”转向“管得更严”

　　当下，国家航天局专门设立“商业航天司”释放出什么政策信号？

　　对此，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商业航天研究中心执行副主任杨柯巍在接受《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书面采访时表示，首先，从整体政策和机构设置的延续性看，近几年，中央反复强调要围绕新质生产力，一以贯之推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机构职能优化和调整，适度加强重点领域和重要工作。

　　“比如，2024年底国家发展改革委新设‘低空经济发展司’，就是针对‘低空经济’这一新质生产力特征突出的重点产业适度加强职能配置。”杨柯巍表示，商业航天已被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政府工作报告多次“点名”，新设商业航天司，本质上也是在不扩大总体机构规模的前提下，对这一重点领域适度加强统筹和行业管理能力。

　　其次，从航天产业自身发展阶段来看，我国商业航天已经从初创期转入快速发展时期，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重要补充，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注入了新动能。近几年，星座建设从试验走向规模化。一批新型号商业火箭陆续首飞，可重复使用试验不断。产业链条和配套体系加快成型。

　　杨柯巍说，我国商业航天相关企业数量已从最初的几十家发展到五六百家，近三年20余个省区市先后出台商业航天相关政策规划，全国落地航天相关产业园区超过20个，正在形成错位布局、优势互补的集群格局。同时，“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逐步释放商业航天发展潜力”“推进商业航天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等已经成为主管部门一再强调的共识。

　　第三，从政策逻辑的演进看，商业航天在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被纳入“若干战略性新兴产业”，在《2024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被定位为“新增长引擎”。《2025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在“培育壮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部分提到商业航天，进一步将其上升为重点支持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由此可见，中央层面一步步提升商业航天的定位。

　　结合刚刚印发的《国家航天局推进商业航天高质量安全发展行动计划（2025—2027年）》（以下简称《计划》），杨柯巍认为，在继续鼓励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基础上，商业航天的发展逻辑已经升级为在国家总体布局下的“系统化培育、规范化引导、全链条安全监管”。不是从“鼓励”转向“管得更严”，而是把鼓励、服务和监管统一到一个更成熟的制度框架里，并通过新设商业航天司，把这套框架真正“落到具体人、具体岗”。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在接受《每日经济新闻》记者电话采访时表示，中央层面首次以专司形式明确了其对商业航天的高度重视。近年来，商业航天发展较快，但此前缺乏顶层机构统筹，管理分散，要促进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必须建立统一、权威的监管与服务机构的体制。

　　“通过专司统筹谋划，可以在产业培育、资源配置、就业带动等方面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他说，此外，我国航天领域部分技术已居国际领先行列，亟须统一对外发声，增强规则制定权与话语权。专司的设立有助于通过规范化管理和高质量实践，进一步巩固并扩大我国商业航天的国际影响力。

　　他补充说，前期商业航天还处于创新试错阶段，过多条条框框可能抑制活力；待市场主体、技术路线、商业模式初具规模后，再通过专司加以规范，既保护创新成果，又可以引导行业进入有序轨道，时机可谓恰到好处。

　　新机构聚焦“五管”：管战略、管规划、管政策、管标准、管安全

　　汪玉凯表示，设立商业航天司并不会使编制总量显著增加。任何中央部门增设司局，均需同步完成“三定”（定职能、定机构、定编制）。在他看来，商业航天司的职能将聚焦于规范管理、促进行业高质量发展、提升国际话语权三大方向，人员配置也将与此匹配。

　　对于地方政府是否会设置对应部门，汪玉凯表示，商业航天属于专业性极强的行业管理系统，与政府机构不完全一样，预计不会简单对应到地方层级。新司的设立更多体现为中央事权的细化。

　　在杨柯巍看来，设立商业航天司，可以实现管行业与管安全有机统筹，具体来看主要负责“五管”，即管战略、管规划、管政策、管标准、管安全，以期到2027年基本实现商业航天高质量发展的阶段性目标。

　　一是管战略，把商业航天放到国家航天和国家安全大局中来谋划。由商业航天司牵头，这样可以更加明确国家在商业航天领域的发展方向和阶段性重点，把商业航天系统纳入航天强国建设和国家安全整体布局来考虑，清晰界定商业力量在航天新质生产力培育、空间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功能定位，为产业各类主体提供相对稳定、清晰的方向信号。

　　二是管规划，统筹好发展节奏和空间布局。《计划》已经提出，要将商业航天纳入国家航天发展总体布局。由商业航天司负责相关规划的编制和衔接，能更好地统筹商业航天的发展节奏和空间布局，明确重点星座建设、运力布局、地面设施等方面的安排，为地方和企业进行中长期投资和项目布局提供依据。

　　三是管政策，营造稳定可预期的制度环境。商业航天涉及多个部门，由商业航天司来抓总，能够在准入、财政税收、投融资支持、政府采购、数据开放等方面形成更有针对性的政策组合，减少企业在不同部门之间反复对接，增强政策的系统性、协同性和可预期性。

　　四是管标准，打通审批链条、提升行业效率。在过去产业发展中，标准体系相对分散，审批链条较长。由商业航天司牵头，有利于行业在卫星研制、火箭发射、在轨运营、频轨资源使用、测运控服务等环节，统筹制定和统一技术标准、接口规范和业务规则，在提高许可和监管效率的同时，为上下游协同、规模化发展打下基础。

　　五是管安全，把发展和安全真正贯通起来。商业航天司将从更高层面统筹全链条安全监管，完善对发射活动、在轨运行、遥感和通信数据、安全可控软硬件、空间碎片与轨道安全等方面的制度安排，建立常态化风险评估、信息报告和事故调查机制，压实企业安全责任，确保行业在加快发展的同时，守住质量安全、空间环境和网络数据安全底线。

　　企业呼声：明确审批时效并建立省级专班对接机制，以更高维度统筹行业布局

　　“获知商业航天司设立的消息时，公司内部市场群就展开了热烈讨论。”湖南赛德雷特卫星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童心雅在接受《每日经济新闻》记者电话采访时表示，作为小卫星研发与制造企业，其认为这标志着我国商业航天正从“能力建设”转向“生态构建”。

　　童心雅坦言，自2018年成立以来，公司亲历了多轮市场洗牌，也深刻体会到审批流程优化对于企业发展的重要性。“以我司2024年湖南卫星工厂项目为例，由于该项目涉及多级审批协调，在对接过程中，信息传递与流程衔接不够顺畅，导致我们耗费了8个月时间才最终完成全部审批手续。”在她看来，商业航天司的设立必然会统一归口，审批和监管越来越清晰，服务越来越高效，从而使企业避免因审批流程长而错失市场窗口期。

　　在问及对商业航天司最迫切的政策建议和工作期待时，童心雅表示，如果商业航天司能够明确审批时效并建立省级专班对接机制，将显著降低企业沟通成本。比如，在省级层面探索设立发射许可、频率申请等“一站式”服务窗口。

　　除此之外，童心雅还表示，希望商业航天司以更高维度来统筹行业布局。比如，推动试验设施、数据资源等有序开放共享，降低企业创新成本。

　　“当前民营航天企业技术差异化显著，但缺乏互通，建议通过政策引导建立技术共享机制，比如在地方层面定期组织产业链技术交流，对提升行业整体竞争力是一个非常大的助力。”她说。

　　童心雅结合分析调研结果指出，未来5年，我国需年均发射近2000颗卫星，方能确保已申请频谱资源的有效利用。但现状显示，国内部分省市已建成的卫星工厂，尚未进入实际投产阶段。

　　一方面是因为卫星发射受制于火箭的运载能力，商业火箭何时能够成熟直接制约着卫星产业的发展进程。“不过，近三年国内的火箭公司发展速度明显加快，火箭发射基地现在也开放了海上的发射场。”

　　另一方面是商业模式不成熟，卫星发射成功后，也可以回传有效数据，商业运作模式清晰，但是缺乏客户买单。“因为卫星是个消耗品，3到5年就需要迭代，发射成本又很高，如果无法形成商业闭环，企业就难以盈利。”

　　在童心雅看来，商业航天司的设立虽然不能直接解决这些问题，但是其更像一个“链主”或者协同枢纽——通过政策窗口来促进产业链上下游的联动，比如卫星企业与火箭公司对接，即通过共同探索商业模式来缩短试错周期。

　　杨柯巍表示，从产业演化看，他判断我国商业航天已经进入自2021年至今的成长期，呈现出主体数量和发射频次快速上升、区域集群加快形成的态势，但整体仍处于从“航天商业化”向真正的“商业航天”过渡的阶段。在他看来，当前商业航天具有“高风险、高投入、高产出、长融资周期”的“三高一长”特征，生态加速成型，但稳定性和盈利性还在磨合期。

　　他认为，在这样的阶段，新设商业航天司并配套实施《计划》，至少有两方面积极影响：一是给企业提供一个相对明确的“三年政策窗口期”，有助于稳定企业对政策、节奏和安全要求的预期，支持企业按中长期逻辑去布局星座、运力和应用；二是通过专职机构提升“系统效率”，在产业链、供应链和监管链条尚不完全稳定高效的情况下，把原本分散在多部门的部分职能尽量拉到同一张桌子上，有利于减少重复建设、优化供应链协同，也有利于在统一标准和高水平安全约束下避免无序竞争。

　　“国家队”与“民间队”：分工明确、互为补充的航天产业共同体

　　问及新机构的设立将如何重塑“国家队”与纯商业航天公司之间的关系，多位受访者均表示，二者并非简单的竞争或替代关系，而应是定位清晰、分工协作、优势互补、合作共赢的产业共同体。

　　在童心雅看来，民营企业有其独特优势，响应速度快，在一些细分领域的技术深度并不比“国家队”差，所以双方虽然存在竞争，但更多是协同。

　　汪玉凯认为，以航天科技、航天科工为代表的“国家队”主要承担国家重大工程与未来战略性任务。除此之外，还有大量可面向国际市场的卫星发射、火箭发射等商业化业务。此类业务与国家重大战略相对分离，由商业航天司统一组织，采用市场化方式运作，其目标在于抢占国际市场份额、持续提供高可靠发射服务，并以此巩固我国在全球航天领域的技术地位与影响力。

　　杨柯巍则提到，国家航天局有关负责人也强调，要“深刻认识商业航天发展需遵循产业规律和市场规则这一底层逻辑，统筹发挥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作用”，支持商业航天企业找到商业模式、扩大应用场景、实现价值闭环，同时推动商业航天“走出去”，提升国际引领力。

　　在这种框架下，商业航天司的重要作用就是坚持因业分类施策、因企制宜，把“国家队”和各类商业航天企业都作为发展航天领域新质生产力的主力军统筹谋划，统筹发挥国有企业的战略支撑作用以及民营企业机制灵活、适应性强的优势。在统一的规划、标准和监管体系下，形成分工明确、互为补充、协同创新的航天产业共同体。

　　对于商业航天司是否将有助于推动企业承接国际订单，童心雅认为“这是一个大趋势”。

　　“2024年，北京已提出细化落实民营企业低轨卫星出口业务试点政策，但相关细则尚待完善。”她提到，就全球商业航天领域而言，中美以及欧洲部分国家处在第一梯队，海外客户多需求在轨数据（如遥感影像、频谱信息）。“我们可以提供一些技术及产业支撑。如果商业航天司明确出口规则，国内企业可凭借成本与技术优势拓展海外市场，形成新增盈利点，对民营企业来讲肯定是一个利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