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锂电池到风机、从输电线路到储能系统，全球能源转型的每个环节都离不开铜、锂、钴、镍等关键金属的支撑。这些材料不仅是能源的载体、产业链的基石，更在价格波动和供应格局上左右能源转型成败。世界正在告别“大石油时代”进入“大铲子时代”，关键金属矿产，已成为多国角力和博弈的新战场。

　　“我们预计，在经济转型情景下，到2050年能源转型行业累计新增26亿吨金属需求。如果要实现净零排放的目标，能源转型的金属需求将高达48亿吨，比经济转型情景下的需求几乎高出一倍。”跨国研究机构彭博新能源财经（BNEF）金属和矿业资深研究员徐鹏在近日举行的BNEF2025上海峰会剖析金属需求分化趋势时称，钢铁、铜、铝等传统工业金属在能源转型各行业的应用依然广泛，新能源车、储能等电池相关领域所需要的金属品种更多、增速更猛。十年后，风电和光伏的金属需求会有所下降，但电池金属需求将持续增长。

　　关键金属需求分布错位，中企的巨大机遇

　　由于单位用量大、应用广泛，钢铁、铝等传统工业金属在能源转型中仍发挥基础性作用，但总需求增速相对较慢。相反，对于锂、钴、镍、石墨等电池金属和稀土而言，能源转型驱动是其需求增速的核心动力，总需求增速更快。

　　根据国际能源署（IEA）数据，2024年对关键能源矿产的需求继续强劲增长，锂需求增长了近30%，大大超过了21世纪10年代10%的年增长率。如果各国落实现有能源与气候承诺，到2030年关键金属矿产需求将较2022年翻倍，到2050年可能增长四倍。

　　关键金属的需求分布存在时空不均匀。“以锂为例，未来十年，我们看到中国市场仍然占据主导地位，主要由于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新能源车及储能市场。但长期来看，随着电动化进程进一步深入，东南亚以及其他新兴市场的潜力会进一步释放，最终会形成中国、欧美和新兴市场三足鼎立的局面。”徐鹏说。

　　BNEF认为，上述需求分布错位对于中国金属行业而言意味着巨大的机遇。“中国最有能力成为全球关键金属的供应主力，满足全球能源转型对于这些金属的需求。”徐鹏表示，面对庞大新增需求，中国金属行业具备“天时地利人和”优势。

　　从时机来看，锂、钴、镍、铜等关键技术领域总需求快速增长，需要大量新增产能。新矿的开采周期较长，从发现矿到开采金属往往需要五年、十年甚至更久。这种整体供需周期的不匹配，意味着供需紧张将是长期趋势。凭借提前启动的需求市场，以及在产能建设速度上的明显优势，中国企业可以更有效地匹配未来的全球需求增长。

　　对于电池金属来说，全球资源的地理分布和主要需求中心之间存在错配，资源主要集中在澳大利亚、东南亚、非洲、南美等重点区域，而主要的需求方——中国、欧洲、美国资源相对匮乏。

　　徐鹏分析称，在资源供给方面，中国具备了双重优势。首先，中国企业通过前瞻性的海外投资抢占先机。以锂为例，根据BNEF统计，今年以来，来自非洲的锂资源供给已经接近全球最大锂资源供应国澳大利亚的水平，这些资源大多都来自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其次，中国也有一定的资源基础，比如青海的盐湖、四川的锂辉石矿以及江西的锂云母矿等。

　　“随着这些资源的开发利用，我们预计到2029年前后，中国有望取代澳大利亚成为全球最大的锂资源供应国，意味着我们可能实现资源自给。”他同时强调了最关键一环：在电池金属矿产加工和精炼领域，中国已经具备了绝对的领先优势。

　　上述战略优势的背后，不乏挑战。

　　徐鹏提醒称，金属行业还面临着两大确定性的冲击：其一为价格剧烈波动，这会影响企业的经营收益、提高投资风险。比如过去两年过低的价格促使资源国直接干预产能，全球最大钴矿供应国刚果（金）从限制钴出口到开启钴出口配额制，全球最大镍生产国印度尼西亚停止审批新的镍中间品项目，这些政策干预都会进一步影响未来市场的供给。二是下游技术快速迭代带来的需求结构性变化。最典型的例子是在过去几年，磷酸铁锂电池的市场份额快速增长，在带动碳酸锂需求上涨的同时，直接挤压了镍、钴以及氢氧化锂的需求空间。

　　未来，固态电池、钠离子电池等新技术走势也可能重塑电池金属的需求结构。加深产业链一体化，借鉴电池企业向下游延伸的做法，可能是中国金属行业抵御价格波动与技术迭代风险的路径。

　　世界进入新“金属政治时代”

　　过去两年来，关键矿产在国际经济体系、全球供应链及地缘政治互动中的地位被迅速推至前台。全球视野下，关键矿产的大国竞争格局错综复杂，大国竞合态势分化。外媒评价称，经历了一个世纪的“石油政治”之后，世界正在进入新的“金属政治时代”。

　　关键矿产的供应安全已成为西方国家长期优先级。美国方面，特朗普政府推出《确保关键矿物安全可靠供应的联邦战略》（Executive Order 13817），界定关键矿产并指示联邦机构协同提升国内供应链韧性，同时联合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发起矿产安全伙伴关系（MSP），试图通过对关键矿物生产、加工、回收全链条的安全管理，进一步降低对中国的依赖。

　　欧盟发布了《关键原材料法案》（CRMA），确立对34种关键原材料的监管框架，同时设置对单一第三国依赖度的限制并要求供应链风险评估。上述法案和政策文件构成了美欧关键矿产安全战略的法律框架。

　　中国金属矿业经济研究院高级研究员郑宏军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为对抗中国在全球关键矿产市场中的主导地位，美国近年来在关键矿产领域加快推动“共同价值观”国家联盟机制，以“去风险”为由试图构建一个将中国排除在外的新的关键矿产供应链。结盟对抗是美国维护全球霸权的核心战略手段，而关键矿产联盟则是美国众多联盟关系的重要组成和最新战略方向。在实施上，美国主要通过多边和单边两线展开，其率先拉拢传统盟国发展多边联盟，目的是进行跑马圈地制造声势，制定标准规则抢占行业制高点。

　　不过，对于美国的“关键矿产联盟”前景如何，业界和舆论界持怀疑态度。

　　“各国正在争夺关键矿产的获取权。”世界经济论坛2024年8月发表的文章认为，过去几年中，数百项关于关键矿产弹性和生产的国家政策已经出台。然而，很多此类政策都不是多边性质的，可能会助长地缘政治分裂。任何真正解决关键矿产问题的国际战略都必须将“全球南方”国家的利益置于核心位置。这至关重要，部分原因是很大一部分关键矿产位于这些国家。

　　非洲是全球能源转型矿产资源最富集的地区之一，其矿产资源品位高、储量规模大且呈增长态势，作为“世界原材料库”的战略地位日益突显。

　　非洲能源转型矿产资源（铜、铁、铝、锂、钴、镍、稀土及铂族金属）的储量全球占比为4.45%至79.26%，刚果（金）、几内亚、南非等少数国家集中了非洲70%以上的能源转型关键矿产资源储量。近日由北京大学能源研究院与中国地质大学（北京）自然资源战略发展研究院联合发布的《非洲转型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与国际合作战略研究》 报告显示，刚果（金）拥有全球超过54.55%的钴储量，2024年其钴产量在全球总产量中占比超75.86%，直接影响全球动力电池原料供应；南非和津巴布韦的铂族金属储量占全球储量的79.26%；几内亚拥有全球25.52%的铝土矿储量，是中国铝产业的主要进口来源。尽管资源禀赋优异，非洲矿产开发仍面临基础设施滞后、加工能力薄弱、政策不确定性等挑战。

　　该报告称，从资源供给维度看，非洲在钴矿、铂族金属、锂矿等关键矿产上形成高度集中的资源优势，而中国对上述矿产的对外依存度分别高达92.27%、98%、67.32%，凸显出中国新能源、高端制造等产业对非洲能源转型矿产资源的强劲需求。中国庞大的市场需求为拉动非洲能源转型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提供了核心外部动力，非洲丰富的矿产资源与中国领先的矿产勘探、开采、冶炼及深加工技术形成天然的互补关系。

　　不过，报告也提醒，中国与非洲围绕关键矿产的合作仍面临资源民族主义引发政策连续性风险等挑战。比如在资源权益管理领域，非洲多国为提升资源主权相继修改矿业法或出台相关法律，但也带来政策性风险。在非洲发展进程中，其问题复杂性远超区域范畴，深度关联着美国、欧盟等各发达国家背后的利益脉络，多方博弈在资源分配、规则标准、地缘政治与舆论认知层面矛盾凸显。这些挑战要求双方构建“政策风险共担 - 技术成本共摊 - 发展收益共享”的长效机制，以实现资源主权、投资安全、技术进步的有机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