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长达四十多年的时代进程中，国企的发展与“改革”一词始终如影随形。从上个世纪80年代党领导国企放权让利、实行承包经营制等，到党的十八大以来实施国企改革三年行动、国有企业改革深化提升行动，每次改革都在关键时刻起到了关键作用。

　　在2020-2022年实施的国企改革三年行动中，国资国企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突破性进展。2023-2025国有企业改革深化提升行动则更加聚焦服务国家战略为导向的功能性改革，进一步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以激发企业内生动力活力、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提升国资监管效能。

　　收官之年，作为国资大省的广东成效如何？

　　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10月末，全省地方国资监管企业资产总额19.66万亿元、同比增长6.7%，营业收入2.95万亿元、同比增长1.6%，利润总额681.82亿元。国有企业“家底”越来越厚实，创新发展的成色也越来越足。以省属企业为例，目前广东省属企业拥有高新技术企业284家，专精特新企业147家，研发平台407个，共组建45个创新联合体，参与国家级和省级重大科技攻关任务131项，2024年研发经费较2022年末增长了24.8%。

　　这份高质量发展的答卷与持续深化国企改革密不可分。据了解，广东从方案制定、跟踪督办、台账管理、检查督促、挖掘经验等方面协同发力，体系化推进各项改革任务落地见效。总体看，取得了三方面的新成效：着眼于功能使命类改革，以强化科技创新和优化结构，放大国有经济战略功能；着眼于机制体制类改革，进一步扫除障碍、激发潜能；着眼于提升国资监管整体效能，将“放得活”与“管得住”更好统筹起来。

　　今年10月，集合业内多项首创技术的白云机场T3航站楼正式启用，撬动粤港澳大湾区全球资源配置的能力跃升；深中通道通车一年来，江门累计引进超亿元深圳项目34个，紧邻深中通道的中山翠亨新区（南朗街道）成为中山经济新引擎，该工程还在近日荣获广东省科技进步奖特等奖......

　　由国资国企主导的重点项目，越来越显示出以前沿科技驱动区域能级提升的特点，既体现了新质生产力的内在逻辑，也与本轮国有企业改革深化提升行动的方向高度契合——更加强调以服务国家战略为导向的功能性改革，进一步突显国有企业的使命担当。

　　推进功能性改革，需要把科技创新、产业引领、安全支撑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以功能使命改革引领体制机制改革。

　　在着力提升科技创新能力方面，广东省国资委大力实施拓新工程，重点培育140个拓新项目和39家拓新企业，加快向战新产业和未来产业进发，加紧研究“卡脖子”技术。国有企业持续打造原创技术策源地，探索建立企业研发准备金制度，开展职务科技成果赋权改革试点，持续加大科技研发投入力度，激发企业创新的澎湃动力。

　　在统筹推动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方面，广东省国资委印发《省属国资国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行动方案》及配套支持政策，“一业一策”制定“低空经济、人工智能、海洋牧场、新型储能、新材料、生物医药”6大细分领域工作方案，建立重点项目清单，组建一批功能型平台公司。出台《广东省省属企业主责主业管理办法》，引导国有企业实施战略性重组和专业化整合，向“三个集中”优化国资布局，推动传统产业“向新图强”，“以新求进”布局新兴产业。

　　在提升战略资源掌控和战略支撑保障方面，国有企业坚持投入交通、能源（供水、供电、燃气）、环保等服务国计民生和公益性领域，构建全省经济社会发展的“硬核”底盘，黄茅海大桥、梅龙高铁、广汕高铁等重大项目顺利开通，琶洲港澳客运码头正式开航，粤港澳大湾区世界级机场群和全省民用运输机场布局建设重任如期完成。2024年，全省国有企业固定资产投资较2020年增长62.26%，投资带动作用突出。

　　随着顶层设计与统筹指导的落地，广东国有企业纷纷出台针对性政策增强核心功能，实现含金量更高的稳增长，现代新国企建设步伐明显加快。

　　广新集团坚持每年新增投资50%以上投向战略性新兴产业，目前正通过实施拓新工程作为科技创新的突破口和布局新产业的抓手，加快构建“4+4+2”现代产业布局，争当战略性新兴产业引领者。在这一过程中，企业与高校及科研院所共建创新联合体，在激励企业敢闯敢试和保障推进拓新项目进行探索，有效提升了科技创新能级。

　　广东建工控股集团所属创研院围绕“资金-人才-技术-产业”全链条改革，建成建设科技领域的新型国企孵化器，牵头或参与制定技术标准30项，获省部级科技奖励近百项、知识产权60余项，推动智慧化产品产业化，近三年签订合同1.75亿元，确认营收达1.55亿元。

　　深圳能源集团与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成立联合研究院，通过依托产业场景以产带研、探索转化渠道以研助产等方式，探索“联合创新+产业化平台”创新模式，以应用场景创新促进新技术“首试首用”，实现了海水制氢装备技术突破和产业化应用。

　　而在聚焦国有资产盘活方面，广州国资管理集团创新特殊资产处置盘活路径，强化数智化驱动，累计完成约900户低效无效企业出清处置，成功化解债务规模达300亿元。数据显示，2024年，广州国资管理集团营业收入同比增长33%，净利润同比增长10倍，市场化业务收入同比增长106%，提级管理前的2家亏损企业全部扭亏为盈。

　　加速发展新质生产力，要乘势而上构建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激活国有企业的效率与活力。在上一轮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成效的基础上，广东继续“刀刃向内”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以体制机制改革支撑功能使命改革，推动现代公司治理与市场化经营机制长效化。

　　据悉，在完善公司治理方面，广东省国资委会同有关部门起草《广东省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促进条例（草案）》，将近年来改革中关于公司治理的创新探索成果固化为制度，并制订《关于健全和完善省属企业党委议事决策制度的意见》，明晰企业党委讨论和决定重大事项的职责范围，明确党委在董事会授权决策和总经理办公会决策中发挥作用的方式。

　　董事会建设是构建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的关键环节。广东省国资委印发省属企业董事会工作规则，完善董事会决议执行落实、董事会授权事项跟踪机制，董事会定期听取决议执行情况、开展现场检查，强化董事会“决策后”监督。强化外部董事履职支撑，突出董事决策专家职责定位。实施省属子企业董事会行权履职能力提升专项行动，推动董事会规范有序运作向子企业延伸。

　　让企业真正按市场化机制运营，广东国资进一步推动企业构建新型经营责任制，开展经理层成员任期制和契约化管理质量提升、对标一流推动三项制度改革巩固提升专项工作，抓实契约刚性兑现。按照业绩贡献决定薪酬分配的原则，建立“考核层层落实、责任层层传递、激励层层衔接”的工作机制，对经理层成员考核结果进行强制分布，结合履职绩效拉开个人薪酬差距，省属二级企业负责人实际兑现薪酬差距达9.67倍。推进管理人员竞争上岗、末等调整和不胜任退出在制度层面实现100％全覆盖，2023年以来管理人员末等调整人数占比达10.19%。

　　在此轮改革中，一批国有企业敢于动真碰硬，交出现代企业治理的“新答卷”，通过公司提质增效、市场化经营、人才队伍建设等方面的积极探索，有效释放企业治理与经营的活力。

　　譬如，恒健控股公司构建董事会运行支撑保障体系，通过建立“1”套上下贯通的保障组织体系，搭建“企情问询”、信息支撑和决策保障“3”项工作机制，全方位强化对董事的履职支撑服务。2024年，集团董事会开展重大项目投前和投后调研28次，董事对重大决策提供意见建议60余条，决策质效持续提升。

　　粤科金融集团所属科创管理公司根据风险投资行业的周期性波动特点，实施工资总额工效联动周期制管理试点，将周期制工资总额试点与三项制度改革结合，人事与分配制度改革与企业现代化改革结合。试点实施后，公司已达成第一个周期所设定的经济效益指标，经营指标及业务指标较上一周期整体提升了21%，有效抵御外部经济波动。

　　港航集团完成刚性约束“硬兑现”，在产权、财务、法务、安全、党建等8大领域设置合规扣分清单，业绩未达底线即扣薪或调岗，考核结果与干部升降、薪酬分配紧密挂钩，形成“能者上、庸者下”的用人闭环，并推行增量与单项“双奖励”，奖金直接到人，打破“大锅饭”。

　　地市层面也出台了相关政策和举措。东莞市国资委创新市场化选人用人机制，首次规模化面向全国公开选聘5家市属一级企业核心高管及专职外部董事，按不同行业属性设置专业能力“硬门槛”，吸引了316名高层次专业人才报名；江门公用水务公司推动经理层100%竞聘上岗，二级企业班子年薪差异最高3倍，市场型企业业务人员绩效占比超80%，激发全员活力。

　　国资监管体制改革是体制机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国企改革深化提升行动方案（2023-2025年）提出“健全以管资本为主的国资监管体制”。分析人士指出，国企改革提出管资本模式，其核心就是要分清出资人与企业的权责边界，尊重企业的法人财产权与经营权。

　　2023年以来，国务院国资委制定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企业国有资产出资人监督的意见》，加快推进企业国有资产法修订，填补国资监管缝隙。在国务院国资委指导下，地方国资委进一步完善制度体系。

　　广东省国资委推进机构改革，完成省国资委内设机构职能调整，通过“新设3个处室、强化3个处室、优化3个处室”，更加突出运营、监管和服务属性，国有企业出资人、专司国有资产监管和党的建设“三项职责”更加有机统一。

　　为提高政策供给的精准性和科学性，广东省国资委完善“一企一策”差异化分类考核，差异化设置经营业绩考核指标和权重，有序推进分类考核，持续优化市场化对标考核；对省属企业围绕主业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型企业等，予以培育期单列考核。将“科技创新”纳入战略指标，根据企业实际分档进行差异化考核；“一企一策”考核“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

　　在风险防控方面，广东国资系统着力强化信息化监管，推动省、市监管系统互联互通，加快“数字国资”建设。同步完善产权信息库，防范假冒国企违规注册。通过开展“合规管理强化年”行动，全面推行总法律顾问（首席合规官）制度。督促企业严格执行重大经营风险报告制度，建立风险事件管理台账，实施动态追踪督办。此外，落实与人民银行广州分行，广东证监局三方沟通机制，推动债务风险信息共享，形成债务风险协同预防体系。

　　将“放得活”与“管得住”更好统筹，通过国有企业改革深化提升行动，广东国资监管整体效能再上新台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