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周二，《自然》杂志发布2025年度十大人物，称他们“塑造了2025年的科技格局”。十人中，既有改变人类天文观测的先驱、致力于减缓致命罕见病的勇者，也有因坚持科学诚信而被解雇的公共卫生守护者、全球首份大流行病条约草案的促成人。

　　这份记录着全球科学重大突破与重大事件关键人物的榜单上，今年出现了两张中国面孔：梁文锋和杜梦然——前者在人工智能领域引发全球震撼，后者从海底超深渊带中发现生命新形态。他们的上榜，再次印证了中国科技正从“模仿者”向“创新者”的转变。

“科技颠覆者”梁文锋

DeepSeek是中国科技加速转型的象征

　　今年1月，中国公司DeepSeek（深度求索）发布功能强大且价格低廉的R1模型。这一中国大模型的横空出世，瞬间震撼全球。

　　梁文锋是重磅官宣背后的关键人物。他极少露面，但他的模型却非常开放。R1作为一款“推理型”大语言模型，擅长将复杂任务（如数学和编程）分步骤解决。在同类产品中，该模型率先以开放权重形式发布，这意味着研究人员可免费下载并进行二次开发，且成功带动了中美多家企业陆续发布自有开放模型。

　　DeepSeek自诞生以来，在诸多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多位人工智能专家指出，R1在诸多能力上可与美国顶尖模型比肩，而其训练成本却远低于竞争对手，甚至只有对手的十几分之一。为追求透明度，DeepSeek还公开了R1构建与训练细节。今年9月，该模型成为首个接受同行评审的大语言模型。通过公开技术方案，DeepSeek向其他AI研究者传授了推理模型的训练方法。

　　梁文锋在广东农村长大，父母是小学教师。他就读于浙江大学，于2010年获得工程硕士学位，论文是关于开发在视频中追踪物体的算法。大学毕业后，梁文锋很快将他对人工智能的热爱应用于金融市场，并赚取数百万美元。他于2015年联合创立对冲基金幻方量化，并于2023年从中分拆出DeepSeek。

　　当时，中国在大语言模型开发上正遭遇美国出口管制，中国企业被禁止购买美国芯片制造商英伟达生产的特定高性能图形处理器（GPU），而这类芯片正是训练大语言模型的首选。过去十年间，梁文锋累计购置了1万块英伟达GPU。2023年，他接受采访时将这笔采购比作给家中添置钢琴，“一来买得起，二来是因为有一群急于在上面弹奏乐曲的人”。

　　与众多西方AI领域创业者类似，梁文锋的目标是通用人工智能，并以此为核心建立公司架构。DeepSeek公司在招聘时更看重个人潜力而非经验，R1论文有一名作者当时还在读中学。公司采用扁平化管理模式，由研究人员自主决定研究课题，梁文锋本人也深度参与研究。值得一提的是，DeepSeek并未利用其知名度谋求商业变现，而是始终致力于解决人工智能研究中相当棘手的基础问题。

　　目前，DeepSeek的多款模型已深度嵌入中国社会，这在某种程度上得益于中国政府大力推动“人工智能+”行动。梁文锋指出，DeepSeek象征着中国科技从“模仿者”到“创新者”的加速转型。

“深潜者”杜梦然

发现全球性“化能生命走廊”

　　在9000多米的海底深渊，杜梦然从“奋斗者”号载人深潜器中向外眺望：探照灯照亮了生机勃勃的深海生态系统——幽灵般的刚毛虫在血红的管状蠕虫群落中游弋。

　　2024年，杜梦然与团队探索位于海平面6000米以下的海洋超深渊带。在日本东北方向的千叶—堪察加海沟底部，他们发现了地球已知最深的动物生态系统，研究成果于今年发表。作为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的一名科学家，杜梦然表示，自己始终怀揣好奇心去探索海洋最深处的未知生命。

　　与依赖阳光的陆地生物不同，超深渊带生态系统从海底渗出的、含有甲烷和硫化氢等化合物的流体中获取能量。这些化能合成微生物将无机碳分子转化为碳水化合物，进而支撑整个化能合成生态系统。在深海冷泉中，杜梦然首次观察到腹足动物、管状蠕虫、双壳类软体动物等生物，有些很可能属于科学界新发现。

　　“梦然对深海科学怀有极大热情，这正是我们能在海底获得惊人发现的原因之一。”一同乘坐“奋斗者”号深潜海底的深海所副所长彭晓彤指出，杜梦然在近海研究中积累的经验，使她能在生物体附着于海底时就识别出这些群落中的物种。正是这些发现促使团队调整了2024年科考计划，展开化能合成生态系统探测。

　　“奋斗者”号深潜器由钛合金打造，能承受98兆帕的水压，该压力约为海平面气压的1000倍，其乘员舱仅1.8平方米，可容纳3人。作为此次科考的首席科学家，杜梦然与团队成员共完成24次潜航，平均每次持续约6小时。

　　今年，他们在对南太平洋另一条海沟展开考察后，发现并证明地球海洋存在一条全球性的“化能生命走廊”，化能合成在深海生态中的作用可能超出以往认知。研究人员过去认为，海底生命赖以生存的食物来自水体上层的沉降，如死亡鲸类等。但现在看来，在深渊海底之下还存在着一个前所未知且庞大活跃的深部生物圈。它们如同海面光合生物，深刻影响着深渊生态系统结构。

　　杜梦然坦言，渴望再次潜入深渊。她每次入舱都倍感兴奋，并将其比作一台“带你穿过不同门扉，通往全新世界”的时光机。

望远镜先驱托尼·泰森

　　今年早些时候，托尼·泰森率先观摩了薇拉·鲁宾天文台拍摄的首批图像。这座位于智利帕琼山巅的新天文台，正是他在30多年前构想并坚定推动建成的。

　　鲁宾天文台的西蒙尼巡天望远镜搭载了史上最大像素数码相机（32亿像素），重达350吨却灵活高效，每40秒完成一次曝光，可绘制暗物质三维分布图，探测数百万颗脉动变星或超新星，并搜寻可能威胁地球的小行星。其前所未有的设计与8.1亿美元造价被视为一场“高风险、高回报”的豪赌。泰森却担住了这个风险。

　　泰森自幼对电子设备着迷。1969年加入贝尔实验室后，他参与早期引力波探测器研发，并敏锐意识到电荷耦合器件（CCD）对天文学的革命性潜力。1990年代初，泰森与物理学家加里·伯恩斯坦合作研发的CCD相机，被用于一位位于智利的美国望远镜，成为1998年发现暗能量的关键工具，他由此萌生建造鲁宾望远镜的构想。自2000年首次提案起，他全程主导项目直至主镜完工，如今仍担任首席科学家负责调试望远镜。

　　泰森成功改变了天文观测的方式，如今，CCD相机已成为天文成像的标准工具。若非他的远见与毅力，不会有今天的鲁宾天文台。年届85岁的泰森仍无意停步，他期待这台望远镜开展史上最大规模的弱引力透镜巡天。

蚊子养殖者卢西亚诺·莫雷拉

　　今年7月，农业工程师兼昆虫学家卢西亚诺·莫雷拉在巴西库里蒂巴创办了一座大型“蚊子工厂”，每周生产超过8000万枚携带沃尔巴克氏体细菌的埃及伊蚊卵，这种细菌能显著抑制蚊子传播登革热等病毒的能力。他们将这些蚊子释放到城市，取代野生种群，通过降低蚊子带病率来阻断疾病传播。该策略已被巴西联邦政府纳入国家公共卫生计划，并向全国推广。

　　莫雷拉的研究始于1990年代末，曾参与首批可阻断疟疾传播的转基因蚊子研发。数年后，他在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证实，沃尔巴克氏体能降低蚊子感染登革热的概率，并适用于多种病毒。回国后，莫雷拉在巴西卫生部旗下的奥斯瓦尔多·克鲁兹基金会组建科研团队，推进实地测试。测试起初遭到公共卫生部门质疑，但在尼泰罗伊市的试点成效显著——登革热发病率下降89%。

　　随后，莫雷拉促成“世界蚊子计划”，与巴西巴拉那分子生物学研究所合作，共同创立巴西沃尔比托公司，并出任首席执行官。今年8月，首批改造蚊子在圣卡塔琳娜州启动投放，将持续6个月。

　　尽管收到多国合作邀约，莫雷拉选择专注本土，去年登革热在巴西致死超6300人。目前工厂每周需70升人畜血液喂养蚊子，目标是年产50亿只感染沃尔巴克氏体的蚊子。

撤稿侦探阿查尔·阿格拉瓦尔

　　阿查尔·阿格拉瓦尔是一名印度自由数据科学家。2022年末，当时还在高校任教的他在与一位本科生的交流中，得知学生曾使用软件改写自己已发表的论文。

　　阿格拉瓦尔告诉学生这种行为严重违反科研诚信，但学生坚称并非如此，因为他的论文通过了校方查重检测。当时，阿格拉瓦尔十分震惊。这次对话让他意识到，此类学术不端在印度已根深蒂固，也坚定了他要解决这一问题的决心。

　　这一年，阿格拉瓦尔辞去大学教职，创立“印度科研观察”。这个由研究人员和学生组成的在线团体致力于揭露学术诚信问题，包括剽窃及其他学术不端行为。他还开始在领英平台发布印度院校研究人员的论文撤稿分析，并在媒体撰文警示该国学术不端行为增速惊人。

　　在阿格拉瓦尔等人的努力下，印度高等院校的排名机制今年迎来里程碑式变革。8月，印度政府宣布，国家院校排名框架将对研究人员论文撤稿数量过多的院校实施处罚，该年度评估体系直接影响高校获取专项拨款的资格。

　　以往印度排名体系只重论文数量而不顾质量，阿格拉瓦尔致力于证明当前评估指标存在漏洞。他深知，整顿印度科研生态将是一次漫长征程。他引用印度教谚语作喻，“水滴汇聚，注满水罐。难以预知水罐何时满溢，但我们必须持续注水。”

抗亨廷顿病英雄莎拉·塔布里齐

　　今年9月初，英国伦敦大学学院亨廷顿病中心主任莎拉·塔布里齐通过视频首次发布了一组数据：基因靶向疗法能延缓这种神经退行性脑部疾病持续恶化的确凿证据。她与其他研究者为此追寻了数十年。

　　塔布里齐曾经担忧，当医生发现患者出现症状时，或许已错过了治疗的窗口。但这项成果有力证明，治疗这种罕见遗传病的窗口期依然存在，这为实施具有实质意义的疾病干预提供了可能。作为该试验首席科学顾问，塔布里齐称，“这是重大突破，治疗转折点已然到来。”

　　这项全球首创的基因疗法AMT-130，由荷兰阿姆斯特丹生物技术公司uniQure研发。它通过无害病毒将基因片段递送至受损脑区。抵达目标区域后，该疗法能关闭异常突变的亨廷顿蛋白质合成通道，正是这种蛋白质会缓慢摧毁脑细胞。

　　除了治疗亨廷顿病，塔布里齐的研究还致力于预防该疾病。过去8年，她领导了一项针对年轻人的大型脑健康研究。这些受试者虽携带致病突变，但距离症状显现尚有数十年。今年1月，她的团队报告称，这些个体的脑部已出现细微变化及神经元应激的分子迹象。

　　塔布里齐希望该发现能为早期干预提供依据，并最终能了解可否彻底阻止亨廷顿病的发生。

肽类“侦探” 伊法特·梅尔布尔

　　系统生物学家伊法特·梅尔布尔与团队研究细胞回收中心“蛋白酶体”时，揭开了免疫系统中一个全新的组成部分。她表示，“此前我们未能探测到它，只因从未关注过细胞的垃圾桶。”

　　在以色列魏茨曼科学研究所的办公室里，梅尔布尔拿起一个蛋白酶体的蓝色塑料模型，这个桶状结构拥有中空核心。其功能看似简单：蛋白质进入腔室后被切碎，最终以更小的肽片段形式排出。但蛋白酶体的构造却出人意料地复杂，其核心由20多个蛋白质亚基组成，可与多种帽蛋白结合。梅尔布尔不禁思考，既然目标只是切割蛋白质，为何需要如此复杂的结构？

　　梅尔布尔团队通过公共数据库比对发现，切割出的许多肽段序列与已知灭菌肽吻合。他们又用计算机模型将所有人类蛋白质切割成所有可能的肽段，发现潜在抗菌物质超过27万种。这似乎揭示了一种全新的免疫防御机制。后续实验揭示，当细胞遭受细菌感染时，蛋白酶体会替换其帽蛋白，转而促进抗菌肽生成。梅尔布尔指出，这是独立于免疫细胞激活的第一道防线。

　　该成果令众多学者振奋不已。美国耶鲁医学院免疫学家鲁斯兰·梅吉托夫表示，某些看似熟悉且已被充分理解的机制，竟能迸发出如此出人意料又激动人心的发现。“最令人惊讶的是，这些肽竟源自普通细胞蛋白。”

“先锋婴儿” KJ·穆尔顿

　　KJ·穆尔顿是全球已知首位接受个性化CRISPR基因编辑疗法的患者。他在2024年8月出生后不久，便确诊患有超罕见遗传病——氨甲酰磷酸合成酶I型（CPS1）缺乏症。

　　人体分解蛋白质时所产生的氨通常由肝脏酶代谢后随尿液排出，而CPS1缺乏症患者会在血液中积聚过多的氨，最终可能损伤大脑。该病可通过肝移植治疗，但约半数患儿在婴儿期便已夭折。

　　美国费城儿童医院的儿科医生丽贝卡·阿伦斯-尼克拉斯提出一个创新思路：通过修复肝脏中的缺陷酶来解决问题。她与宾夕法尼亚大学佩雷尔曼医学院的心脏病专家基兰·穆苏努鲁共同制定方案：针对独特DNA序列定制基因编辑疗法。以往的基因编辑疗法旨在治疗患者群体，而KJ的疗法仅针对他本人。

　　研究团队运用碱基编辑技术，精准定位并修正了问题突变。如此高度个性化的编辑疗法从未如此快速地推进并实现。

　　为赶在KJ身体被过量氨摧毁之前给予治疗，制造企业日夜奋战制备基因编辑组件，原计划耗时18个月的任务，最终仅用6个月就完成。2月25日，KJ接受三轮输注中的首次治疗，开始对饮食中蛋白质的耐受性有所提升，不过仍需药物控制并定期监测，以确保体内氨水平保持稳定。今年6月，KJ出院，并在回家后持续达成“发育里程碑”：他开始吃固体食物，并朝着迈出人生第一步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