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全球疟疾流行的整体上升趋势，如何在消除疟疾后，防止疾病输入再传播，成为包括中国在内的“零疟疾”国家们需要再思考的公共卫生议题。

　　“无论是疟疾、登革热、基孔肯亚热还是寨卡病毒等蚊媒疾病，它们都在‘趁虚而入’——当系统停滞、气候变化恶化或公共卫生资金不足时，蚊虫数量就会迅速增长，从而加剧疫情风险。”盖茨基金会疟疾项目主任菲利普·韦尔克霍夫（Philip Welkhoff）近日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HO）12月初发布的《2025世界疟疾报告》，2024年中国输入性疟疾病例数接近三千，两年内翻了三倍多，而此时距离中国获得世界卫生组织消除疟疾认证尚未满五年。

　　受虫媒生物的药物耐药性不断上升，诊断与防控工具效能下降，加之全球人口流动性增加、气候变化以及健康资金缩紧等多重因素，多种虫媒疾病的全球发病率近年来持续攀升。

　　在此背景下，世卫组织和全球公卫学者多次提出呼吁，对于相对高卫生资源、非疾病流行的国家和地区，一方面，在人群长期丧失自然获得性免疫的背景下，维持对多种虫媒疾病监测响应系统的敏感性，增强卫生体系韧性，防范输入性病例引起本土传播链重建的风险，显得尤为重要；另一方面，还应持续投入创新研究并参与到跨区域的国际合作之中，从源头上加强疾病监测和风险防控。

　　基层哨点作用初显

　　媒介传播疾病（VBDs）是传染病中一个重要的类别，指病原体（寄生虫、病毒和细菌）经由虫蚊等媒介感染人类的疾病，基孔肯雅热、疟疾等疾病均属于此。

　　世卫数据显示，全球80%人口面临至少一种媒介传播传染病（VBD）的感染风险，这些疾病合计占全球传染病负担的17%。

　　在中国，根据中国疾控中心病媒生物首席专家刘起勇等今年7月在《中疾控周刊》上发表的一篇题为“2005-2024年中国法定媒介传染病流行特征”的研究文章，2005-2024年期间，中国共报告1129736例媒介传播疾病，其中恙虫病（28.17%）和疟疾（20.8%）占比均超过20％。

　　该文章认为，目前，中国VBDs的负担仍然很大，疾病负担在过去5年内呈增加趋势，故而应持续加强监测，预防新发传染病及非法定报告传染病的暴发。

　　基层在传染病防控和监测中发挥着重要的哨点作用。国家卫健委基层司司长焦雅辉11月底在一场由国家卫健委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过去十五年，中国在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时，除了对慢性病提供服务以外，也重点加强了对传染病的识别、转诊、报告。

　　基层在传染病“早发现”上的作用，已有所显现。“在今年7月广东发生的基孔肯雅热疫情中，最初是一名来自广东佛山的社区卫生服务站全科医生，凭借她的职业敏感性和专业知识，首先识别到了异常信息，并且及时报告了基孔肯雅热。”焦雅辉举例说。

　　菲利普·韦尔克霍夫此次来华调研期间，与负责广东基孔肯雅热疫情处置工作中有关技术专家进行交流，他同样认为，中国在这一虫媒疾病的监测和处置工作中“应对得较为出色”。“目前全球在媒介传播疾病的防控中面临重大挑战。在一些国家和地区，多种过去几十年都未曾出现的虫媒疾病再度在当地暴发疫情。这需要不断在各国防控实践中汲取经验和教训。”

　　菲利普·韦尔克霍夫还观察到，在中国，另一项虫媒防控的关键措施是对蚊虫进行系统监测，并将AI技术充分应用于监测之中。比如，利用AI技术识别和计数蚊虫，从而分析风险分布，进行更精准地防控，同时运用AI增强手段，更快锁定疾病高风险区域。此外，在喷洒作业时机与地点选择、蚊虫孳生地治理、动态追踪等方面，中国也取得了创新性进展。

　　输入性病例“主动发现”短板仍突出

　　尽管近年来中国在虫媒疾病监测上已取得一定进展，但前述中疾控文章同时提示称，在对媒介传播疾病的整体防控工作，中国与世卫提出的目标之间仍存在差距。

　　此外，尽管覆盖到基层的传染病监测网络逐渐完善，但一些新发疾病可能并没有纳入该网络。而对于一些本土病例“已消灭”的疾病领域，也可能由于一线医务人员的警觉度下降、诊断经验不足，部分输入性病例就医延迟等原因，存在防控短板。

　　疟疾就是这一类“本土已消灭”的疾病。疟疾是指由疟原虫感染、按蚊叮咬传播的一类蚊媒传染病。2021年，中国被世卫认定为无疟疾国家。《2025世界疟疾报告》进一步揭示，自2017年以来，中国本地病例数和本地疟原虫数持续清零。与此同时，2015年到2024年间，大湄公河次区域（GMS）大部分国家的发病率也呈现显著下降，中国（云南省）有望实现于2030 ，消除疟疾的目标。

　　但“无疟疾”并非“无风险”。该份报告同时显示，2022年中国共报告了819例输入性疟疾病例，但在2024年，这一病例数则达到了2781例。

　　消除疟疾后阶段，及时发现传染源是防止疟疾输入再传播的首要条件。这不仅需要监测体系的完善，更需要提高疾病“主动发现”的能力。

　　与此同时，由于输入性疟疾感染者多为在非洲及东南亚等疟疾高发区回国务工人员，他们健康基础和经济条件可能较差，如何提高各级医疗机构对相关急危重症的救治能力，也不容忽视。

　　中国在《消除疟疾后防止疟疾输入再传播技术方案》中明确，以县为单位，每3年进行一次风险评估和风险分层调整。今年下半年以来，浙江、山东以及成都、乐山、南阳等省市疾控人员相继公开发表了当地近年来输入性疟疾流行特征的回顾性研究。

　　这些研究均不约而同地指出，目前，当地仍面临输入性疟疾防控的巨大压力，本地再传播风险以及重症和死亡风险持续存在。

　　比如，山东疾控人员撰文称，2023-2024年间，有约20％患者超过三天才就诊。“这暴露出部分出国归来的人员对疟疾防治相关常识知之甚少，由于大多数疟疾患者为出国务工人员，他们在野外工作时间长，普遍存在文化程度不高、卫生条件和个人防护水平较差。”

　　在成都，针对该市2016—2023年输入性疟疾病例流行病学特征，当地疾控人员发表的研究同样显示，在当地这八年463例输入性疟疾病例中，发病当日就诊人数占比仅约35％，仍有约5％的患者在发病超过7 天后才就诊。发病超过三天才就诊的病例又以30～50岁的农民和工人为主。

　　河南南阳疾控人员则发现，自2018 年该市通过河南省消除疟疾评估后，由于疟疾病例大幅减少，大部分临床医生对疟疾患者没有接诊经验，导致临床医生对疟疾的诊疗意识不强，检验人员镜检能力下降。“41.17%病例初诊单位选择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个体诊所、村卫生室、社区门诊、乡卫生院等)，但基层医疗机构疟疾初诊正确率为0.00%。”

　　浙江疾控人员在“2020—2024年浙江省输入性疟疾流行特征分析”中也提到，近四年，当地疟疾报告病例初诊机构诊断正确率低于80%。疟疾报告病例从发病到初诊间隔天数中位数为1天，但最长超过14天；从初诊到确诊间隔天数中位数为1 天，最长为26天。

　　如何应对虫媒疾病新发、再发？

　　刘起勇在前述文章中提到，全球化、气候变化和城市化极大地改变了病媒的栖息地，可能扩大或改变其地理分布。这些环境变化促进了病原体向人类的传播，增加了新发和再发传染病的风险。

　　“以疟疾为例，目前，传播疟疾的蚊子依然存在，而且随着气候变化，那些适宜疟疾传播的条件甚至变得更加有利。因此，对于中国而言，防止疟疾的再次输入及重新建立本土传播，是一个真实存在且迫在眉睫的挑战。今年中国南方地区暴发了基孔肯雅热疫情，这就恰恰印证了蚊媒疾病传播的环境条件朝着更为‘有利’的趋势发展。”菲利普·韦尔克霍夫进一步表示。

　　根据《2025世界疟疾报告》，相比2023年，2024年全球疟疾发病率与死亡率均有所上升。当年，全球约有2.82亿例疟疾病例，与2023年相比增加了约900万例。该报告提出，“所有无疟国家预防疟疾再发”已成为全球疟疾防控的目标。

　　菲利普·韦尔克霍夫认为，对于中国等多个国家而言，可能持续面临多种虫媒疾病输入性病例的传播风险。在此背景下，一方面需要提高本国的疾病监测预警能力和卫生体系韧性，另一方面，非洲等疫情高发且低卫生资源地区的疫情防控进展也事关本土疾病防控，建议加强国际的互助合作，共同推动上游科技研发（R&D）和下游成果转化。尤其是面对蚊虫耐药性增加、部分地区出现治疗用药的耐药性问题、有效疫苗缺失、全球气候变化加剧等多重新挑战，加速推进“控制蚊虫的新方法、新药物、新疫苗和新诊断工具”的研发和转化显得尤为关键。

　　刘起勇在前述文章中提出，针对媒介传播疾病，中国一方面应该加强监测、预防新发传染病及非法定报告传染病的暴发；另一方面，应实施综合病媒管理，确保可持续的病媒控制，以有效降低VBD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