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演进。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十五五”时期要“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面对国内外形势的变化，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应从单纯追求规模和增速的“增长工具”，升维为驱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的系统性“战略引擎”，以自身的确定性应对外部世界的不确定性。

　　第一，战略重心上，要从“要素流动型开放”转向“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从“被动适应”到“主动引领”，以制度型开放构筑国家竞争新优势，这是对外开放赋能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动力。

　　过去40多年的开放，主要表现为“要素流动型开放”。进入“十五五”时期，全球竞争的核心将深刻转向规则、规制、管理和标准的竞争。这意味着，对外开放的重心必须全面转向更深层次、更广范围、更具主动性的“制度型开放”，从国际规则的“接受者”“适应者”，向重要的“参与者”“贡献者”乃至“引领者”转变，核心是强调“自主开放”。制度型开放的本质，是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在对外开放领域的具体体现，要求内部的制度安排与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形成良性互动与“创造性转化”。这绝非简单的照搬照抄，而是一个以我为主、趋利避害的主动革新过程。

　　第二，战略布局上，要着力提升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和可靠性，并以此增强对全球资源要素的引力场效应，从“两头在外”到“内外循环”，以安全韧性重塑开放经济新生态，这是夯实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安全基石的必然要求。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并“统筹发展和安全”。这清晰地揭示了新时期开放布局的战略重心：对外开放的根基在于内部经济体系的强大、稳定与安全。没有强大的内生动力，对外开放就是无源之水；没有可靠的内部循环，国际循环的波动就会直接冲击国内经济安全。当前，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加速重构，“去风险”“友岸外包”等给我国深度融入国际循环带来新挑战。传统基于效率最优的全球供应链模式，正在向强调韧性与风险分散的模式转变。这意味着，开放战略必须超越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将“国家安全”和“产业主权”维度提升到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必然是安全的开放。这里的“安全”是动态的、系统的概念，要通过更高层次、更多领域的开放，在全球范围内优化资源配置，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深度关联，构筑一种“不可替代”的相互依存关系，这本身就是最高级、最可持续的安全。

　　因此，“十五五”时期的开放布局，既要向内深耕，通过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打通国内循环的堵点，使超大规模市场的优势得到极致发挥，也要向外优化，重点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推动形成“中国研发+周边制造+全球销售”的更高效、更富韧性的区域合作新模式。这种基于市场规律和共同利益的深度绑定，是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的坚实保障。

　　第三，战略路径上，要在巩固传统优势的同时，全力开辟数字经济、绿色低碳等对外开放新赛道，从“追赶承接”到“并跑领跑”，以新质生产力开辟全球合作新领域，这是塑造中国式现代化竞争新优势的关键所在。

　　“十五五”时期的对外开放，绝不能固守于传统货物贸易和制造业外资的“舒适区”，必须紧盯全球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前沿，将对外开放的核心任务与培育新质生产力紧密结合起来。国际共识表明，未来十年的全球经济增长，将主要由数字经济和绿色经济驱动。因此，我们必须在新赛道上主动设置议题、引领合作规则，从过去的“追赶承接”转向“并跑”甚至“领跑”。如在数字贸易领域，要大力发展“丝路电商”，构建跨境数字贸易生态链，积极参与数据跨境流动、数字产品非歧视待遇、人工智能伦理等国际规则谈判，推动我国先进的数字技术、平台企业和成熟的商业模式走向世界，将我国的数字市场规模优势转化为规则话语权优势。在绿色低碳领域，要扩大在光伏、风电、储能、节能环保等优势产业的技术合作与市场开放。同时，要积极运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等国际多边平台，主动提出基于中国实践的技术标准、认证体系和合作倡议，推动形成公平、合理且有利于全球绿色转型的国际贸易与投资规则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