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创引领新经济数智驱动新发展”,12月5日,2025东方财富私募风云际会论坛在贵州贵阳盛大举行。
在景林资产合伙人兼FOF基金经理田峰的主持下,陕国投信托组合投资部总经理韦巍,相聚资本创始人兼总经理梁辉,康曼德资本创始人兼董事长丁楹,少数派投资创始人周良,涌津投资董事长兼投资总监谢小勇,神农投资创始人陈宇就“科技创新与资本市场,共筑高质量发展之路”为主题展开了圆桌讨论。
上述私募资管行业重磅嘉宾围绕《科技创新与资本市场:共筑高质量发展之路》的主题展开了精彩的讨论,提出按行业渗透率阶段布局、“天时地利人和” 等组合构建逻辑,强调结合长期基本面判断科技股估值;在新旧经济配置上,机构或做大类资产动态平衡;同时探讨了伟大科技公司的筛选标准、AI 对投研的赋能价值,并展望了房地产市场的发展趋势。

(图为圆桌论坛现场)
以下为圆桌论坛速记:
田峰:在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新能源等众多科技赛道中,您构建投资组合的核心逻辑是什么?如何在不同发展阶段(如初创、成长、成熟)的公司中,权衡技术的颠覆性、商业化的确定性以及当下的估值水平?
梁辉:我认为科技创新投资的核心是渗透率提升的过程,可分为三个阶段:0~1、1~N和N~M(变现阶段)。
0~1阶段属于萌芽期,投资偏主题性,核心看潜在市场空间和企业战略布局。这个阶段没有真实落地的盈利,重点关注技术壁垒和行业机遇。比如中国半导体设备行业,2019年前国产化率较低,但在外部限制因素出现后,国产化需求激增,估值迅速拉升,虽然当时盈利尚不明显,但市场预期的巨大变化推动了价值重估。
1~N阶段是成长期,关键看“量价齐升”——在市场份额扩大的同时,保持价格或利润率稳定。今年AI行业的爆发就是典型,美国科技公司的AI业务持续放量,推动股价大幅上涨,目前已处于相对高位。N~M变现阶段则聚焦商业模式,只有能真正产生持续价值的公司,才能实现长期回报,否则最终可能沦为普通制造企业,缺乏核心竞争力。
丁楹:科技股投资和其他成长股投资本质逻辑相通,核心还是看市场空间、技术壁垒和管理团队,同时要结合行业渗透率划分的不同阶段区别对待。
在主题投资阶段,重点看技术落地的商业场景;成长阶段则要聚焦企业增长速度;到了成熟阶段,稳定性就成为核心考量指标。而科技股估值确实是难题,尤其是港股18C规则下的部分企业,还处于亏损甚至收入极少的状态。我们去年投资的一家公司,去年底时它前一年的营收仅1亿元,尚未实现商业化;今年4月营收增至2亿多元,正式进入商业化阶段;到了年中报,营收已突破5亿元且实现盈利,完成了从主题到成长的快速跨越。
在这类企业的估值判断上,财务数据固然重要,但商业模式和行业天花板更关键。我们会通过测算企业十年后的潜在利润,再用DCF模型折现,以此判断当前市值是否合理,而不是单纯看短期的营收和利润。另外要纠正一个误区,股票涨幅高不代表估值贵,涨幅是价格的波动表现,而估值要结合基本面、PE等核心指标判断,不能混淆这两个概念。
谢小勇:我们涌津投资有一套“天时地利人和”的三维研究范式,刚好能回应这个问题。“天时”是行业景气度和周期位置,“地利”是估值安全边际,“人和”是企业商业模式。
对于成长股和科技股,这个范式的优先级和成熟企业不同,我们会把景气度和周期位置放在首位,估值反而没那么绝对。如果用传统估值逻辑看科技股,很多优质标的会因“估值过高”被错过。因为科技股的估值是对未来的折现,存在区间和正态分布特征,而其景气度变化是爆炸式分布,头部收益极高、底部风险也极大,和成熟股10-50倍PE的窄区间完全不同。
我们做二级投资,更倾向于布局一到n阶段的企业,毕竟没法像一级市场那样等待十年。当前明确的大时代主线是AI,自2022年GPT出圈至今仅两三年,类比移动互联网或电力发明的产业周期,AI还处于起步阶段。国内AI投资机会相对有限,平台型公司有先发优势,港股和美股有更明确标的;而新能源、医药赛道契合中国人才和技术优势,是我们能结合估值和收益把控的领域。
陈宇:二级市场与一级市场投资差异显著,二级市场信息透明,要找到10倍、100倍回报的公司,必须聚焦两大方向:一是符合时代浪潮的大赛道,比如当前的AI和深度科技创新领域;二是新增市场需求达万亿级的细分赛道。比如创新药行业全球市场规模超1000亿美元,商业航天等新兴领域也具备万亿潜力。
从A股经验来看,市值100亿左右的公司往往兼具高赔率和一定的安全边际,更容易成长为千亿级企业。这类公司通常具备两大特征:要么技术壁垒极高,通过持续研发投入构建竞争优势;要么拥有稀缺资源,能持续获得超额利润。相比之下,依赖规模扩张、缺乏核心壁垒的公司,利润率容易持续下滑,难以给股东带来长期回报。
田峰:当前市场环境与12年前相似,传统行业(旧经济)步履维艰,新经济蓬勃发展,作为管理人如何构建投资组合,平衡新老经济的风险与收益?
韦巍:陕国投信托资产管理事业群的转型路径或许能提供一些参考。2018年资产新规后,我们从传统信贷、债券投资逐步向权益投资转型,重点布局新经济领域。
具体分三步走:第一步,依托原有固定收益类产品,逐步加入新经济相关的权益资产,平滑转型风险;第二步,通过搭建科技投资平台,参与中证500指数、恒生科技指数代表的龙头企业之相关投资,引导信托客户逐步接受新经济资产;第三步,推出多资产多元化策略产品,将股票、商品、境外资产等纳入组合,通过对冲基金模式动态调整风险。我们还引入了AI大数据工具,通过模型计算资产相关性和风险参数,为组合配置提供科学支撑。比如在成长股估值偏高时,通过增加商品类资产和低波动权益资产,平衡组合风险。未来,我们将继续坚持多资产配置理念,在权益类、商品类资产上加大布局,同时保持组合的流动性和稳定性。
周良:新老经济的投资逻辑存在本质差异。成熟行业(旧经济)的超额收益来自盈利的确定性,投资重点是寻找盈利质量高、现金流稳定、护城河深厚的公司,通过长期持有分享企业成长。而新兴科技行业(新经济)的超额收益来自超预期增长,因为这类行业容易引发市场乐观情绪,股价往往由少数最乐观的投资者决定,估值普遍偏高。
因此,我们的组合配置策略是传统行业配置更多一些:大部分仓位配置在传统行业的优质公司,享受稳定回报;小部分仓位配置在经过深度研究、未来超预期可能性大的科技公司。需要强调的是,成长是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若公司缺乏成长潜力,即使估值再低,也可能面临价值毁灭风险。在组合管理中,我们通过分散行业、控制单一资产仓位,平衡新老经济的波动风险。
田峰:主观投资如何在科技股中寻找伟大的公司,又该如何规避主题投资的陷阱?
梁辉:“伟大的公司”需要具备宽护城河,但科技行业的护城河是动态变化的。有些行业具有明显先发优势,比如台积电在技术迭代中始终保持领先;但有些行业技术迭代快,先发优势不明显,比如光伏行业,后发企业可能通过新技术实现弯道超车。
因此,我们更倾向于寻找“优秀公司”而非追求“伟大公司”,核心标准有三个:一是市场空间足够大,二是技术壁垒高且具有独特性,三是能持续超越竞争对手。十年前我们做过一个案例,将一家中国中药公司和一家美国科技公司的财务数据、业务模式对比,发现伟大公司的核心特征高度相似:清晰的战略、强大的执行力、持续的创新能力。
丁楹:寻找未来的伟大公司,需要用“时光机原理”——倒推现在的伟大公司20年前的样子。比如腾讯20年前只是一家市值百亿级的公司,但它具备用户粘性高、商业模式可复制、管理团队优秀等特征。
因此,我们的筛选标准是:第一,所处赛道符合时代趋势;第二,具有独特的竞争优势,比如技术、品牌或网络效应;第三,管理团队务实且有远见,“闷声发大财”的公司往往更具潜力。投资中,我们先学习现有伟大公司的成功经验,再通过实地调研、行业对比,筛选出具备相似基因的成长型公司,通过长期持有和持续跟踪,陪伴企业成长。
陈宇:我对伟大公司有三点深刻体会。第一,伟大公司必然踩中时代浪潮,比如早年房地产行业的万科,就赶上了行业 10-15 年的高速发展期;第二,伟大公司和普通好公司的差距极大,万科当年开创了第一个售楼处、第一个大盘、高周转模式等诸多行业先河,这种创新力是其他房企难以企及的;第三,伟大公司会持续超预期,基金经理和研究员在股东大会上根本找不到可指点的地方,因为企业家早已实现了市场的所有期待。
田峰:AI和大数据在投资中如何应用,能否实现1+1>2的效果?
丁楹:我进入证券市场30多年,一直希望通过系统工具辅助主观投资。过去十年,我们将部分交易策略和研究逻辑程序化,通过报表形式呈现数据,为投资决策提供辅助。
比如在科技类公司研究中,通过AI工具快速筛选市场规模、渗透率、竞争格局等核心参数,生成初步评分,再由研究员进行深度分析。这种模式虽然尚未实现完全自动交易,但能显著提升研究效率——原来研究员需要3~6个月完成的深度报告,现在3天就能完成80%的内容框架。主观与量化的融合是难点,但也是未来方向。
我们正在构建通用组合构建系统,将研究员的主观判断与量化模型结合,即使初期准确率只有1%,也能通过持续优化为组合带来边际改善。AI的核心价值在于提升研究精度和颗粒度,帮助我们发现传统研究中忽略的细节,从而优化投资绩效。
谢小勇:AI工具在研究中的应用已经非常广泛,甚至有些技术类报告,AI撰写的专业性和深度不亚于研究员。但需要明确的是,AI目前仍处于辅助角色,无法替代主观判断。比如在估值判断、商业模式分析、管理团队评估等方面,仍需要研究员的行业经验和商业洞察力。
主观投资与AI的结合,应该是“工具+人”的模式:AI负责数据收集、筛选、初步分析,研究员聚焦核心逻辑验证、风险识别和价值判断。这种模式能拓展研究范围,提升决策效率,同时保留主观投资的核心优势。未来,随着AI技术的迭代,其在行业趋势预测、风险预警等方面的作用将进一步凸显,真正实现1+1>2。
田峰:想请教韦巍先生,您如何看待未来一年的资产配置机会?房地产市场的趋势如何?
韦巍:未来一年,我们依然看好权益类、基金市场类和商品类资产,将加大这类资产的配置比例。未来固收类资产的核心作用是降低组合波动,提供稳定收益,同时我们会通过动态调整久期等,把握利率波动带来的机会。
关于房地产市场,我认为两大趋势不可逆:一是房地产的投资属性持续弱化,不再是居民资产配置的第一选择;二是居民住房需求从“购买”转向“租赁”,投资性购房需求大幅下降。随着房地产市场的转型,居民资产配置将逐步向资本市场转移,银行存款、理财产品向股票、基金等资产迁移是长期趋势。对于投资者而言,应降低对房地产的投资依赖,通过多元化资产配置分散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