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传播效能是由传播资源整合力、内容创新力与受众感召力共同构成的复合型能力体系，不仅关乎传播的覆盖面与影响力，更体现传播体系在符号生产、话语建构与受众认知转化中的综合绩效。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提升国际传播效能，指出：“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建议》提出，“提升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提升国际传播效能”。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认真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要深刻把握信息技术变革带来的舆论格局变化，统筹技术创新与传播方式创新和内容建设，让信息技术成为中华文明传播的加速器、提升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的助推器，赋能中华文明国际传播，让中华文化以更加自信、开放、包容的姿态走向世界。
当今世界，新一代信息技术迅猛发展，深刻改变着人类的生产、生活和思维方式，也成为重塑传播逻辑、拓展传播空间、提升传播效能的关键变量。在全球舆论格局深刻重塑、媒介生态加速演进的当下，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为中华文明的对外传播提供了历史性机遇。以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和区块链为代表的技术集群，正在推动国际传播从以“内容输出”为中心的线性模式，转向以“智能交互”为特征的网络化、算法化、生态化格局。这种转向意味着传播过程正从单向传递走向智能驱动的互动共生，传播效能的提升也愈发依赖于技术赋能所带来的精准性、实时性与共创性等传播特点。因此，在数智时代提升中华文明国际传播效能，需要构建以信息技术为支撑、以文化内容为核心、以全球互鉴为导向的综合传播体系，进一步推动我国国际传播从“能力建设”向“效能优化”升级迭代，实现中国故事的全球化表达，让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
强化数字支撑，构建智能传播体系。坚实的数字底座是文明传播的“高速公路”，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传播的广度、速度与可持续性。提升中华文明的国际传播效能，应着力以信息技术夯实传播基础，构建智能化、精准化的国际传播体系。5G网络、云计算、卫星互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的建设，使国际传播在覆盖范围、稳定性与时效性上实现跃升，同时有效降低传播成本与信息冗余。除了数据存储、网络传输和算法算力，数字底座还涵盖文化内容的知识图谱与语义体系。应建设跨语种知识库、智能分发平台与可信数据体系，提升传播资源的汇聚、治理与服务能力。加快推进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建设，强化跨部门、跨平台的数据协同与标准衔接，实现资源共享与多终端传播。借助人工智能、大数据和自然语言处理技术，依据不同地区的文化偏好与语言特征，构建精细的“用户画像”，实现分众化、个性化传播。运用机器学习与深度学习为传播策略的动态优化提供支持，通过语义检索、算法推荐与跨语言处理，提升信息的“可见度”和“可理解度”，增强国际传播的精准性。
推动表达创新，增强中华文化吸引力。信息技术的发展重塑文化创作方式，为中华文明的全球表达注入创新动力。要以国际传播受众多元化、场景化需求为锚点，以技术创新激活表达创新，转变叙事策略、丰富叙事技巧、革新叙事结构，使中国故事更具贴近性、互动性、沉浸感，让海外用户易于理解、乐于接受。近年来，数字文化产品成为国际传播的重要载体，游戏《黑神话：悟空》等以东方叙事赢得全球市场，《流浪地球》等影视作品以数字特效展现中国式浪漫与思想深度，“数字敦煌”让全球用户“云游”莫高窟……技术助力拓展文化的表达边界，提高讲好中国故事的能力水平，使中华文化在全球语境中形成差异化竞争力。应进一步深化“文化+科技+创意”的融合路径，运用人工智能、虚拟现实、增强现实等前沿技术，打造新型数字文化产品，培育更具时代特质与国际吸引力的文化品牌。完善数字文化产业生态，支持原创内容和青年创作者用国际化语言和生活化叙事传递中国精神、中国风貌与中国情感，增强中华文明国际传播的亲和力和实效性。
拓展交流空间，培育共创共享格局。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信息技术的普及正推动全球文化传播格局从单向输出转向多向互动，为文明互鉴开辟了新的数字空间。要以数字互联打开交流新空间，构建共创共享的文明传播格局。中国的新媒体与内容平台借助技术创新，成为中华文明走出去的重要载体，并与海外用户实现交互对话，增进理解交流。网络文学平台运用人工智能翻译系统与算法推荐，吸引大批海外读者，并带动海外创作者改编创作本土化作品；社交媒体平台通过智能聚合算法，让中国音乐、美食、节庆习俗等触达全球用户。这些现象表明，信息技术不仅拓宽了中华文化的传播半径，更推动了全球文化的共创共享。应继续加大主流新媒体平台的海外布局与技术投入，优化多语种内容推荐机制，构建“国家平台、社会力量、海外社群”协同传播体系，促进文化的双向互动。通过算法协作、内容共创与情感共鸣增强好感传播，向世界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推动海外受众加深对中国的理解，拉紧情感纽带，使海外受众实现从“被动接受”到“主动参与”的转变，逐步成为中国故事的参与者和传播者。
（作者为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