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0日至11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作为来年宏观经济政策最权威的风向标，这次会议在“十四五”圆满收官与“十五五”开篇布局的历史交汇点上，擘画了2026年中国经济的发展蓝图。

　　贝壳财经记者发现，相较于往年，本次会议在延续“稳中求进”总基调的同时，更着重强调了 “提质增效”，并多次提及“高质量发展”。这意味着新一年的经济工作，不仅关注增长之“量”，更追求发展之“质”。

　　在此背景下，新京报贝壳财经推出首席经济学家看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系列专访栏目“首席看经济”，深度解析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2026年工作的重要任务。

　　本期对话嘉宾为中航证券首席经济学家董忠云。

　　“明年货币政策将与反内卷政策配合，着力促进价格水平温和回升”

　　新京报贝壳财经：今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内容和往年相比在表述上有较大不同，你比较关注今年会议的哪些提法？

　　董忠云：我比较关注以下三点：

　　政策取向上，从“以进促稳”到“提质增效”的转变。2025年在保留“稳中求进”的同时，以“提质增效”替代“以进促稳”，反映出在继续推动经济回升的同时，更加注重发展的质量和效益，更加追求经济增长的“含金量”。

　　第二，宏观政策从“超常规”到“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的集成效应”，从“逆周期”为主到“逆周期”和“跨周期”并重的转变。这标志着经过近一年的政策呵护，我国经济在“止跌回稳”上已经取得初步成效，今年的政策将更加注重新旧政策的协同发力，避免政策“单打独斗”，系统性地提升整体政策效能。

　　新增“更好统筹国内经济工作和国际经贸斗争”表述，更明确地将应对外部经贸摩擦和地缘政治风险提升到战略高度，未雨绸缪，积极应对潜在的外部环境冲击。

　　新京报贝壳财经：会议提出，继续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你对2026年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有何期待？

　　董忠云：“继续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为2026年的宏观调控奠定了清晰的宽松基调。

　　其中，财政政策表述相对留有余地，货币政策表态更加灵活，新增“把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物价合理回升作为货币政策的重要考量”表述，或意味着明年货币政策将与产业端“反内卷”政策配合，着力促进价格水平温和回升。

　　总体而言，预计2026年赤字率或继续维持4%左右，同时广义财政赤字率有望保持较高水平，以维持必要的支出强度；财政支出结构预计将进一步优化，资金将更多向促消费、惠民生等领域倾斜，旨在直接修复居民资产负债表、提振社会信心。

　　“把扩大内需置于首位，正是对准国民经济循环关键堵点的精准举措”

　　新京报贝壳财经：“坚持内需主导、建设强大国内市场”位列重点任务之首背后有哪些考虑？

　　董忠云：从国内看，当前经济运行最突出的矛盾是有效需求不足。把扩大内需置于首位，正是对准国民经济循环关键堵点的精准举措，目的就在于以需求升级牵引供给优化，以市场扩容带动产业提质增效，实现供需更高水平动态平衡。

　　从国际看，外部环境复杂性、严峻性、不确定性仍然较大。面对外部可能带来的冲击，具有深度、同时又富有韧性的国内市场是稳住经济基本盘的“压舱石”，是提高我国经济自主性和回旋空间的核心依托。

　　新京报贝壳财经：重点工作第二点要求“加紧培育壮大新动能”，你看好哪方面新动能的发展？这又将如何影响中国经济？

　　董忠云：加紧培育壮大新动能的核心，在于加速形成并持续扩张新质生产力，这是中国经济实现提质增效、赢得长期主动的根本依托。在众多前沿方向中，看好人工智能与绿色低碳两大领域。

　　“唯有重点领域风险充分化解，前七项重点目标的一系列安排才能行稳致远”

　　新京报贝壳财经：在风险防范方面，今年提出积极稳妥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并将其放在最后一个，这意味着什么？传递出哪些信号？

　　董忠云：第一，将“积极稳妥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列于八大任务之末，我们认为这并非是“防风险”的必要性下降，而是赋予其“压轴”与“托底”功能：唯有重点领域风险充分化解，前七项重点目标中的稳内需、促新质生产力发展、制度改革及民生部署等方面的一系列安排才能行稳致远。

　　第三，再次将重点领域风险化解设定为明年经济工作的重要任务之一，充分彰显了党中央在规划经济工作方面的系统性思维——房地产、地方债务等重大风险与扩内需、深改革互为条件、彼此嵌套：楼市稳，居民财产性收入和预期方稳，消费才有源头活水；政府债务轻装上阵，地方才有财力培育新动能、保障民生。

　　最后，对于重点领域的风险，由去年经济工作会议提到的“有效防范化解”调整为今年的“积极稳妥化解”，标志着风险处置进入“攻坚”阶段：政策重心由事前预警转向存量风险制度化出清，包括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优化地方债务重组置换机制等，展现了党中央以最大决心、最细方案、最稳操作，为高质量发展牢牢守住底线的决心。

　　“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经济在提质增效的轨道上机遇与风险交织”

　　新京报贝壳财经：展望2026年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最大内部与外部挑战是什么？你对中国经济实现提质增效，最核心的政策建议是什么？

　　董忠云：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经济在“提质增效”的轨道上机遇与风险交织。

　　我国经济的最大掣肘仍是有效需求不足：居民消费趋于审慎，企业投资扩张意愿不强，部分领域价格持续低迷；房地产发展模式转换与地方债务风险缓释任务仍重；新旧动能接续亦非朝夕可以完全实现，破除科技创新的体制藩篱、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真正起决定性作用，改革任务艰巨。

　　外部环境仍然相对复杂严峻：全球经济增速预期下调，地缘政治冲突频发，供应链与能源价格仍面临潜在冲击。

　　在内外部面临的复杂环境面前，建议统筹全局，将经济政策和非经济性政策统筹考虑，严防各地区、各部门基于局部利益考虑所推出的单项措施叠加形成的全局性“合成谬误”对中央总体政策的拖累。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为突破口，实质性清除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让要素依据市场规则、价格、竞争高效流动，从根本上消除“内卷式”竞争，为民营企业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制度环境。坚决贯彻“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的原则，加强医疗、养老、社会保障、生育支持等基本民生保障力度，下大力气提升居民和企业信心。

　　信心比黄金珍贵，唯有微观主体形成持续而积极的预期，消费与投资的潜能才能充分释放，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方能转化为扎实可见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