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原则，明确强调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要求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好”的经济秩序。2025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对做好新形势下经济工作的新认识和体会，明确提出必须做到既“放得活”又“管得好”。这些重要论断意味着我国是在彼此嵌入、相互增强的意义上把握政府和市场关系，这不仅体现出对“政府-市场”关系相互替代传统观念的认识超越，而且体现出对新征程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和高质量发展的动能塑造。

　　锚定现代化目标，我国需要将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新征程上，我国的现代化强国建设目标集中体现为两个“十五年”战略安排，即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两个“十五年”战略安排是依靠不同阶段的接续努力和目标达成来累积实现的。这些阶段性目标包含了多个维度，体现为组合式、结构化的“目标集”，实现这些目标既需要顶层设计、系统擘画和整体部署，也需要各个地区、行业、企业、居民充分发挥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其必定是一个将市场机制和政府作用有机结合的过程。进一步来看，我国发展系统目标中的任何一个细分目标达成，也需要将政府作用和市场力量有机结合起来。例如，经济增长保持在合理区间，全要素生产率稳步提高，这首先必须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使得土地、劳动力、资本等各类要素能够基于“市场价格”信号进行充分流动，使得企业、居民等微观经济主体具有充足的要素配置权和经济自主权，使得企业能够依靠其对市场的研判自发进行产品创新和技术创新。另一方面，政府通过保护企业产权、维护市场秩序、提供基础设施等影响市场运行效率，在基础性研究领域、教育医疗等人力资本领域的投资等也会影响整体创新能力。由此可见，单纯依靠政府“看得见的手”或者市场“看不见的手”都难以契合我国现代化的实践需要。我国要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并在整体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就必须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原则。

　　立足本土化实践，我国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具有急迫性。历史地看，我国在政府与市场关系转变方面已经取得了巨大进展和显著成效，但从建设现代化强国这个高远目标出发，现阶段我国在推进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中仍存在若干挑战。具体而言，一方面，要素市场化改革滞后于商品市场化改革，劳动、资本、土地等要素市场存在扭曲状况，这些要素的跨城乡、跨地区、跨行业流动仍存在较高交易成本。例如，农村劳动力在城市就业之后面临“新二元结构”和城市融入问题。另一方面，2024年我国基尼系数为0.465，城乡居民收入绝对数差距为31069元，城乡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仍存在较大落差，二元社会结构仍是城乡不平衡发展的重要表现。人口自然增长率由正转负，劳动年龄人口占比持续下降，老龄化程度显著提高，2024年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65岁及以上人口占人口总数比重分别为22.0%和15.6%，我国需要形成与新格局相匹配的人口高质量发展制度和政策体系。在“为增长而导向”的目标下，部分地方在市场秩序维护、公共服务供给、城乡融合发展、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存在不少短板，在企业项目行政审批、资金等要素配置、土地出让收入分配等方面则存在干预现象，等等。上述情形说明，我国强调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具有鲜明的现实针对性，必须瞄准发展实践中的问题进行清晰研判和精准施策，以此加快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好”的经济秩序。

　　依靠系统性改革，完善经济制度，释放发展活力。从发展导向、实践导向来看，现阶段我国需从如下方面切入来加快完善经济制度：一是加快推进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要素市场化改革，充分发挥市场在各类要素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二是以制度规则统一为牵引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依靠市场体系建设来释放经济发展潜能，壮大市场规模优势；三是在深化企业制度改革中激发微观主体活力，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稳定各类企业的投资和经营预期，以制度的确定性回应国际经贸环境变化带来的不确定性；四是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和区域协调发展，按照人口流动和集聚趋势等配置基础设施资源；五是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加大对城乡居民教育、培训、健康等的财政投资力度，加强普惠性、民生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六是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完善地方政府的绩效考核和激励机制，更加凸显民生建设、科技创新、生态保护等指标的重要性，促使地方政府在经济社会发展中“不越位”且“不缺位”，以此夯实我国加快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制度基础。

　　（作者为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经济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