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野火、洪水、干旱等极端气候事件日益频发，全球气候行动正从减缓气候变化向适应气候变化加速拓展。

　　在日前闭幕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三十次缔约方大会（COP30）上，保尔森基金会发布了《适应性经济的崛起》，报告其中一组数据直观揭示了当前的紧迫局势：2024年全球因气候相关物理灾害造成的经济损失已突破3000亿美元，且主要集中在55个联合国认定的高脆弱国家（涉及36亿人口）；但在2023年全球创纪录的1.9万亿美元气候融资中，明确流向适应领域的资金仅占3.4%，巨大的资金缺口严重制约了全球应对气候冲击的能力。

　　在此背景下，保尔森基金会高级顾问兼绿色金融中心执行主任孙蕊接受了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的专访。“适应投资兼具显著的气候效益与经济价值，每投入1美元最高可创造5美元回报。”孙蕊强调，这类投资不仅能通过基础设施建设、气候智能农业等劳动密集型项目短期拉动就业（相关基建投资创造的岗位是化石燃料行业的2至5倍），更能长期提升经济系统韧性、优化生产效率，为全球经济在气候冲击下实现包容性繁荣注入持久动力，真正实现“双重红利”。

　　去年全球气候灾害经济损失已超3000亿美元

　　《21世纪》：近年来全球气候行动发生了哪些主要变化？中国在其中发挥了什么作用？

　　孙蕊：近年来我关注到的变化是，在讨论气候减缓的同时，大家更加关注气候适应议题的研究和未来产生的变化，并呼吁更多资金投入到气候适应活动中。同时，也观察到相关议题也从单纯的绿色转型覆盖到更多自然相关领域，如蓝色金融，以及气候变化对人类健康等多元化议题的研究。温室气体排放的关注点也从单一的碳排放扩展到甲烷、氧化亚氮等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

　　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中国自上而下，从政府到产业，我认为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政策层面，中国提升了国家自主贡献目标，各领域标准的制定也更广、更细致。行业层面，越来越多企业正在实践或制定自身的净零目标的途径与措施。中国企业也正在将更多更好的可持续技术和产品带入更多的国家和市场。

　　在支持南方国家方面，中国通过南南合作聚焦能力建设、资金和技术支持，帮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挑战。其中也有一些创新实践，如中国-埃塞俄比亚/斯里兰卡可再生能源技术转移三方南南合作项目，以及今年COP30上启动的清洁炉灶旗舰项目的启动实施，都是具体案例。

　　从可持续金融角度看，中国央行从早期制定标准，发展到如今整合并推出《绿色金融支持项目目录（2025年版）》。绿色金融的概念也从狭义走向广义，从绿色、到转型、到生物多样性等多个议题。目前，煤炭、钢铁、建材、农业领域的转型金融标准已经制定并在试用中，未来将扩展到更多行业。

　　《21世纪》：报告强调，必须将更多资金投入气候适应。当前气候变化的物理影响，究竟严峻到了什么程度？

　　孙蕊：气候危机是正在发生的现实，直接影响着越来越多家庭、社区和企业的生活。过去十年，全球主要聚焦于减排目标与行动。然而，随着野火、洪水、干旱等灾害的实际影响不断加剧，科学证据也日益清晰，各国政府、企业和社会各界对气候适应的关注度显著提升。

　　气候适应不是在低碳、自然保护及其他公共利益与政策目标之外的又一个垂直领域或标签，而是一个系统性框架——我们正进入一个极端气候频发的环境，需要系统性的解决方案来适应这样的极端天气。

　　可以看到，气候相关损失已十分严重：数据显示，2024年全球因气候灾害造成的损失已超过3000亿美元，且主要集中在55个被联合国列为高度脆弱的国家，这些国家居住着全球36亿人口。虽然目前的损失尚不足全球GDP的0.3%。据估算，若不采取有效适应措施，到2050年，相关损失可能达到全球GDP的20%，到2070年甚至可能高达50%。

　　全球适应领域投融资和市场机制仍薄弱

　　《21世纪》：近年来气候适应市场的总体发展情况如何？

　　孙蕊：全球气候适应市场的发展虽然已经起步，但整体仍处于早期、零散状态。举例来看，耐旱种子、耐热建筑材料、数字气候服务等解决方案，尽管已经通过适应市场实现盈利性交付，但仍处于分散状态，普及程度参差不齐，吸引的私人资本不足以推动创新和扩大规模，远未形成有效应对气候冲击的成熟模式。

　　根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估算，到2030年，发展中国家每年适应气候变化的资金需求在1870亿至3590亿美元之间。然而，2023年全球气候融资达到历史最高的1.9万亿美元，其中明确用于适应领域的仅占3.4%。这说明全球适应领域的投融资和市场机制仍非常薄弱，资金需求巨大但私营部门对其中的投入严重不足。

　　《21世纪》：该如何释放和撬动私人资金投入适应领域？在全球政府财政普遍紧张的背景下，这个问题是不是变得更加紧迫了？

　　孙蕊：解锁私人投资潜力的关键不仅是设计更多金融工具，更在于实现适应融资思维的转向，系统性地培育适应经济。

　　具体可以从三方面着手：一是政策制定者需了解瓶颈所在，加强有利于适应融资投资的政策环境，并使政策与私营投资需求相协调；二是政府可将政策制度与激励措施结合，吸引扩大适应市场所需的人才、技术和资金；三是建议政府可带头在七个关键政策领域进行研究、推动和引领，包括经济韧性、风险预期与行为改变、金融市场实力、创业创新与技术推广、基础设施质量与稳健性、治理效率与廉洁性，以及社会凝聚力。

　　碳信用国际标准多边互认将是漫长过程

　　《21世纪》：COP30上新成立的“开放合规碳市场联盟”向全球碳市场发出了什么信号？

　　孙蕊：开放合规碳市场联盟的成立是全球碳市场互联互通探索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旨在建立跨国合作框架，协调各国碳定价机制、排放交易体系及相关政策，最终实现互通、透明、可信的全球合规碳市场网络。，它的最核心信号是，通过研究联盟内国家碳市场的互联互通，为全球气候行动注入更多金融动能。

　　《21世纪》： COP30正式启动了“气候与贸易综合论坛”，将单边贸易措施、碳边境调整机制等议题放在同一平台讨论，被视为一项重要的制度创新。在此背景下，你对推动碳信用国际标准互认有何见解？对中国企业应对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有何建议？

　　孙蕊：碳信用国际标准互认非常必要。2024年，印尼与日本启动了全球首个双边碳信用互认协议，我认为这是一个开始，未来需要从双边扩展到多边，再到更多主要经济体的互认。但从某个角度来说，这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碳信用本质上是将减排成果转化为金融资产工具，因此碳定价对于碳信用至关重要，推动全球碳市场的互联互通将有助于建立合理的碳定价，而推动碳信用国际标准互认的将对增强市场的流动性起到积极的作用。目前全球碳市场互联互通仍处于倡议和基础研究阶段，未来从试点到真正联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研究数据基础和互认标准的同时，也要提前研究可能产生的风险及应对措施。

　　对中国企业的建议是：首先，企业应坚定不移地将可持续发展作为战略发展的要务，这不仅是绿色转型的需要，也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企业要做好自身功课，包括设定减排目标、规划实施路径、推动内部转型升级，并做好产品碳核算，建立内部的碳资产管理能力。

　　同时，应充分利用行业协会的力量，在能力建设和合规培训方面提升团队专业水平，并就行业共性问题与同行企业沟通协作。必要时，可通过行业协会向政府反映诉求，推动在多双边平台上提出有利于行业的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