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长三角国际科创协同角度看，生物医药产业将如何发展、持续发力？

　　日前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建设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将上海国际科创中心扩围至长三角”等，为跨域产业协同锚定了战略支点。作为沪苏浙皖重点布局的世界级研发、制造集群，生物医药产业规模现已突破1.2万亿元，约占全国该产业规模总量的三分之一。下一步，相关技术、人才、政策工具等关键要素，将如何持续推动该产业的跨域融合？

　　区域内如何进行要素配置与优化

　　业内人士称，科技创新是未来我国很长一段时期内发展产业新动能的着力点，而将国际创新中心的辐射范围从上海这一超大型城市“扩围”到长三角各城市群，则代表着未来将有更多的科创资源在进一步整合下，以科学、精准、规范的方式溢出到城市群内的其他城市或地区。

　　产业策源的核心是技术要素。上海技术交易所总裁颜明峰为第一财经解读称，面向长三角区域，应围绕技术资源的配置与畅通流动来部署工作，“从技术资源权属来看，谁的成果、怎样的成果、成果如何在应用过程中实现更好价值等，这些就需要完整的科技成果评估系统来支撑。我们交易所此前构建生物医药专板，也正是为了解决该领域技术判断难、投入周期长等痛点”。

　　记者了解到，截至目前，上海技术交易所生物医药专板累计进场交易项目有1835宗，涉及成果服务数4649项，成交金额超380亿元。

　　以技术确权、交易为背景，生物医药专板一方面可通过技术的权益登记、质押登记，来明确其金融属性，解决“管线值多少钱”的难题，也为银行授信提供参考依据；另一方面，首创成果转化领域的“认股权”模式，激励一项技术许可的对价包含现金与股权，吸引更多耐心资本投向早期。

　　“围绕上海已有的科创、金融优势，生物医药产业技术资产估值标准、管线质押得以落地，知识产权证券化、投贷联动机制等模式也正在持续探索；这些经验将随着国际科创中心的‘扩围’，不断从上海向长三角复制，并推动一体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建设。”颜明峰说。

　　载体要素优势也在放大。据机构测算，长三角生物医药产业规模占全国的40%，以长三角G60科创走廊为例，9个城市共有9813家生物医药企业，占全国生物医药企业总数的14.67%。产业集群的密集度、扎实的研发与制造支持力度，正在成为长三角生物医药产业创新、协同、扩围的基础。

　　为此，长三角G60科创走廊联席会议办公室科创组组长宋苏伟告诉第一财经，松江作为西南门户，是上海进入长三角的“桥头堡”，具有天然的策源能力和联通能力。“G60科创走廊，其本身就是沿着G60高速、沪苏湖高铁等为交通要道，来汇聚各类科创要素；现在乃至后续一段时期内，以上海松江为研发总部，在嘉兴、苏州、芜湖等9个兄弟城市进行制造互补，这一合理的梯度转移模式将仍然是跨域生物医药产业布局的有效模式。”

　　作为深耕上海自贸区生物医药产业运营的专家，上海市食品药品安全研究会理事、化妆品专委会秘书长陈逸峰告诉第一财经，新形势下，单纯把研发与生产割裂、简单进行梯度转移的协同模式已过时了。各生物医药产业的运营方、参与方还要考量不同资源禀赋的结合度，每个园区都有每个园区的侧重点，强调分工协作，不要简单内卷单纯拼土地成本、扶持补贴。生物医药作为先导产业，核心是创新，而创新的基础在于因地制宜、分工协作。

　　对于生物医药产业一体化推进过程中，如何利用好监管等政策工具，陈逸峰称，三省一市药监部门此前陆续签订了《长三角药品跨省委托生产协同监管合作备忘录》《长三角地区药品、医疗器械、化妆品跨省委托生产协同监管信息化项目合作框架协议》《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药品审评跨区域合作框架协议》《长三角区域医疗器械技术审评合作协议》等多份互认文件，促进了企业的高效发展。

　　“签署框架协议后，应跟踪其具体的操作、落实细则；比如，在区分正常违规与规范职业打假人行为方面，还有待进一步加强；再如，一些检察员仍然存在较强的属地监管概念，跨域合作思维有待提升。此外，作为进口消费品策源地的上海，一些进口化妆品企业反映，是否可以在留样环节就能引入长三角区域‘一地留样，协同监管’机制，来降低企业重复留样成本？”陈逸峰说。

　　资本如何参与？

　　国际科创中心的“扩围”，对于资本助力生物医药产业发展有何益处？

　　数据显示，2025年，长三角生物医药投融资总额约为1500亿元，占全国45%。其中，上海、江苏领跑，第三季度融资额分别达55.39亿、29.48亿元；从赛道来看，细胞基因治疗、ADC（抗体偶联药物）、核酸药物、高端医疗器械等成为热点，政策支持基金超500亿元，产业集群效应显著。

　　华医资本创始合伙人、董事长刘云告诉第一财经，上海是生物医药产业的策源地，随着企业成长，许多企业会到上海周边地区寻找中试、生产及技术转移转化的机会，这主要是因为周边城市或地区具备更低的人力成本、更充裕的空间资源等。当企业成长为赛道头部后，往往会再次回到上海设立研发中心或全球化中心，形成一条“回流路径”，“在这一过程中，上海与周边城市都是受益方，因为生物医药产业的实验室和生产设施受监管要求无法搬迁，各地实际上共享的是企业成长带来的增量红利”。

　　刘云举例称，如公司投资的奕检健康，其总部位于上海，近期在嘉兴海宁布局了IVD检测生产管线；又如泱锐生物，其研发总部设在上海，同时在嘉兴桐乡建立了宠物检测设备生产基地。此外，像笙源生命也在湖州安吉实现了实验动物生产基地的有效转化。

　　“这样的案例在长三角地区非常普遍，已形成生物医药科创与产业协同发展的标准路径。因此，从产业实际需求出发，我们需要通过长三角协同机制的资本力量来支持行业发展。例如，G60科创走廊去年发起设立的生物医药基金，正是遵循这一产业规律，整合上海及周边城市资源，共同推动产业更好发展。”刘云说。

　　对于未来3～5年长三角生物医药产业协同格局下的新赛道、新机会，沙利文中国执行总监周明子表示，从技术发展角度看，应重点关注由人工智能（AI）与大数据驱动的智能医药领域；AI技术将在靶点发现、分子筛选以及优化临床设计等方面发挥作用，同时也能够通过对真实世界数据的深入分析，重新界定疾病的分型，进而催生出具有突破性的治疗方法。

　　周明子称，从商业发展角度看，细胞、基因治疗以及合成生物学的商业进展将加快。这主要是由于长三角地区已在上述领域形成领先优势，一方面，该区域聚集了涵盖上游设备、中游研发以及下游临床应用的完整产业链；另一方面，借助工程学理念对生物系统进行设计，合成生物学在开发新型药物、生产高价值原料等方面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

　　对于生物医药企业的做法，周明子给出了建议：第一，在战略上，企业应主动融入区域协同生态。企业应积极参与长三角细胞产业创新联合体、生物医药未来产业（长三角）创新联合体等联盟，充分利用沪通临床转化联盟等多中心临床资源，实现平台共享，降低转化成本；第二，在研发上，企业应加大在数据科学、AI等上的能力提升，积极探索与量子计算等前沿技术平台的合作，充分利用长三角地区丰富的临床试验资源，实现从实验室到市场的快速转化；第三，在布局上，企业应更加聚焦于解决尚未满足的临床需求，同时高度重视关键设备、耗材（如培养基、层析填料）的国产替代以及供应链的自主可控，以此保障生产安全并提升成本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