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0日至11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作为来年宏观经济政策最权威的风向标，这次会议在“十四五”圆满收官与“十五五”开篇布局的历史交汇点上，明确了2026年中国经济的工作重点。

　　在此背景下，新京报贝壳财经推出“首席看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系列专访，深度解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明晰2026年重点工作任务。本期对话嘉宾为中国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院院长章俊。

　　今年消费相关主题再度成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新一年部署的首要任务。对此，章俊认为，要撬动居民消费意愿，政策可从夯实收入基础、消除消费顾虑、优化消费供给等多个核心维度发力。

　　中国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院院长章俊。受访者供图

　　国际机构纷纷上调中国经济增长预期，彰显中国经济韧性与潜力

　　新京报贝壳财经：近期，多个国际组织相继上调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期，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章俊：近期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亚洲开发银行等国际组织密集上调2025年中国经济增长预期，反映了国际机构对我国经济短期韧性与长期潜力的双重认可。

　　这一积极预期的形成，主要源于三大方面：一是宏观政策协同发力，托底效应显著。2025年财政政策更加积极、接续发力，狭义赤字率比上年提高1个百分点达到4%，广义赤字率由2024年的6.6%提升至2025年的8.5%；货币政策以降准降息等工具引导资金流向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既为企业研发提供资金支持，也为社会资本降低了投资风险。

　　二是内外需互补展现强大韧性。1-11月我国出口累计同比增长5.4%，在美国“对等关税”等政策冲击影响下，出口增速保持较强韧性；社零累计增速4%，服务类消费持续改善，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稳步提升。

　　三是产业升级与创新动能。以DeepSeek为代表的AI技术拥有强大的数据处理能力、深度学习算法以及广泛的产业渗透性，这些新增长点正在重塑中国经济的产业格局。

　　如何撬动居民消费？政策可从收入、保障、供给三方面发力

　　新京报贝壳财经：今年消费相关主题再度成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新一年部署的首要任务。有什么政策着力点可以继续撬动居民的消费意愿？

　　章俊：要撬动居民消费意愿，政策可从夯实收入基础、消除消费顾虑、优化消费供给等多个核心维度发力：

　　一是优化收入分配格局。“十五五”时期要深入实施收入分配体制改革，通过推动形成橄榄型分配格局，缩小贫富差距。初次分配方面，完善工资性收入机制，推行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健全最低工资标准调整机制，加强企业工资分配宏观指导，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再分配要“加强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再分配调节”，第三次分配则要“促进和规范公益慈善事业发展”。

　　二是强化公共服务投入。“十五五”时期要合理提高公共服务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以减轻教育、医疗、养老等必要支出对家庭消费的挤出效应，将惠民生和促消费相结合，以政府消费带动整体消费，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和消费倾向，增强居民消费能力。

　　三是扩大消费供给。强调品牌引领、标准提升和新技术应用，推动商品消费由“量”向“质”提升。同时，以“放宽准入、业态融合”为重点扩大服务消费，在教育、文化、康养、体育、旅游、家政等领域制度上逐渐松绑，通过清理住房、汽车等方面存在的不合理的限制性消费政策、完善适应新业态新模式的监管体系、强化消费者权益保护，进一步破除制度性消费约束。

　　发挥金融政策集成效应：存量深化与增量协同推动经济增长

　　新京报贝壳财经：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发挥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集成效应”的表述引人关注，这一要求落实到金融领域可以有哪些具体体现？

　　章俊：这一表述的核心是让存量政策保障政策连续性，增量政策精准补位，二者协同形成合力。具体体现在货币政策、财政政策、金融机构改革等多个维度：

　　货币政策方面：存量政策深化落地体现在持续用好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同时延续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的运作模式。增量政策的精准补充则可能包括：预计2026年会有1-2次降息，总计调降政策利率10-20BP，从而引导LPR下行，并传导至贷款、存款利率的进一步下行；全年50BP的降准仍有望落地；此外，聚焦科技、消费、外贸、楼市、股市、资本市场，有望继续创设或优化现有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

　　财政政策方面：存量政策深化落地体现在：预计2026年专项债额度有望提升至4.8万亿元左右，超长期特别国债发行规模或保持在1.3万亿元左右，特别国债补充商业银行一级资本总规模或在2000亿元左右。增量政策精准补充则可能聚焦于：在支出方向上，以旧换新政策更多向服务消费领域倾斜；在育儿补贴和免除学前教育的基础上，推动更多资金资源投资于人、服务民生的政策导向将会延续强化。

　　金融机构改革方面：存量制度深化优化包括落实存量保险资金长期投资改革试点政策；强化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现金分红等存量治理要求。增量制度则倾向于补齐短板，包括推出适配中小金融机构的资本补充工具，助力其提升抗风险能力；建立公募基金长周期考核的增量制度等。

　　构建投融资平衡新生态：深化资本市场改革与“十五五”金融强国路径

　　新京报贝壳财经：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持续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十五五”规划建议也已明确要“健全投资和融资相协调的资本市场功能”。你认为应如何实现这一转型的生态重构？

　　章俊：实现资本市场从偏重融资功能向投融资功能平衡协调的生态重构，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从融资端和投资端同时发力，深化改革，优化制度，营造良性生态。

　　融资端，着力提高资本市场制度包容性、适应性，积极开展股权和债权融资，引导金融资源向科技创新领域集聚。一方面，以科创板、创业板、北交所为抓手深化改革。进一步优化各板块发行与上市制度安排，突出对企业研发、核心技术等创新属性的评价导向。稳妥推进科创板IPO预先审阅机制试点，提升优质科技企业的上市效率。持续完善区域性股权交易市场与新三板之间的衔接机制，更好发挥区域性股权交易市场的“苗圃”功能。

　　另一方面，推动债市“科技板”常态化、制度化建设，丰富科创债券产品体系、完善配套机制，提升科技企业融资可得性和便利性。

　　投资端，着力增强资本市场的投资吸引力。一是提升上市公司的质量。引导上市公司建立常态化分红与回购机制，更加注重长期经营和股东回报。同时，保持“严监严打”高压态势，严惩欺诈发行、财务造假、内幕交易、市场操纵等违法违规行为，夯实市场诚信基础。二是创新优化中长期资金考核机制，打通中长期资金入市的堵点和卡点。三是纵深推进公募基金改革，发展权益类公募基金，将提升功能性建设作为首要目标，增强投资者的长期回报。

　　新京报贝壳财经：会议提出“坚持创新驱动，加紧培育壮大新动能”，在你看来，如何设计有效的激励机制，才能真正引导社会资本“投早、投小、投硬科技”？

　　章俊：引导社会资本“投早、投小、投硬科技”，关键在于破解退出不畅的核心顾虑，并发挥政府引导基金的撬动作用。

　　第一，畅通多元化退出渠道，降低退出成本、缩短退出周期。比如，加快推进区域性股权市场与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的功能升级，强化与产权交易所、S基金市场的互联互通。拓宽企业境外上市渠道，强化香港作为连接内地与国际市场的枢纽功能。加大并购重组支持力度，落实并完善“并购六条”配套机制，破解估值、审核、支付等环节的难点，支持优质企业通过并购整合实现做优做强。

　　第二，发挥政府引导基金对社会资本的撬动作用。具体可从三方面出发：一是深化政府引导基金的容错机制改革，对早期科创项目设置分级亏损容忍区间。二是推行全生命周期差异化考核机制。对产业类基金，可重点考核产业链完善度与补链强链成效；对创投类基金，重点关注“投早、投小”比例及科创成果转化率，鼓励中长期投资导向。三是深化市场化改革，完善基金治理结构。清晰界定政府与基金管理机构的职责边界，让政府回归“规则制定者”角色，基金管理人则专注“专业运营者”职能，充分发挥基金管理团队的市场判断能力和专业优势，让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发挥主导作用。

　　新京报贝壳财经：拉长时间来看，你觉得“十五五”时期我国金融体系改革的核心任务是什么？

　　章俊：“十五五”规划建议首次把“加快建设金融强国”纳入五年规划，是在“十四五”基础之上的全面的战略性升级。金融支持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定位明确，以金融高质量发展助力中国式现代化。

　　“十五五”时期我国金融体系改革有五大看点：完善中央银行制度位列金融重点工作之首；资本市场被置于更加突出的位置，金融改革创新的重点领域仍在资本市场；加快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上海定位再上新台阶；优化金融机构体系，推动各类金融机构专注主业、完善治理、错位发展；全面加强金融监管，更趋严格、协同和高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