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财联社近日专访透露，中静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下称“中静系”）正面临创办以来最严峻的经营危机。根据最新披露的财务指标，集团整体债务规模约80亿元，其中到期未清偿的逾期债务已高达60亿元，主要涉及与杉杉控股的38.9亿元款项纠纷、9亿元已违约公司债以及上海人寿的5亿元欠款等。

　　面对流动性几近枯竭的现状，掌门人高央直言：“这是我创办中静以来最困难的阶段。”

　　目前，清仓其持有的徽商银行（03698）全部股权（持股比例约10.59%）已被定为化解债务高压的终极解决方案。在核心资产被司法冻结至2028年以及多起法律诉讼的重重挤压下，中静系正通过与各类潜在买家的密集谈判，试图在债务倒计时中完成最后的资本自救。

　　“清仓”底牌：80亿债务压顶下的最后一搏

　　对于当下的中静系而言，最新的财务报表早已是企业流动性彻底枯竭、债务危机全面爆发的真实写照。在本次专访中，高央直面债务压力，坦陈中静系整体债务规模约80亿元，其中逾期未兑付的到期债务已达60亿元，这笔庞大债务构成繁杂，牵扯多方纠纷与历史遗留问题，成为悬在中静系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拆解债务结构不难发现，中静系的负债困局由来已久：核心争议债务为与杉杉控股之间涉及38.9亿元的款项返还纠纷，高央方面称，此前收到的38.8亿元相关款项已悉数用于偿还各类债务；此外，2016年发行的9亿元公司债“16中静02”，在2024年8月历经两年展期后仍未能按期兑付，正式构成实质性违约；同时，中静系还拖欠上海人寿5亿元（另有信息显示本金为6亿元）逾期债务，各类逾期款项叠加，让企业资金链彻底紧绷。

　　债务危机的持续发酵，也让中静系的主体信用与资产流动性陷入全面冻结。因资不抵债且多起纠纷缠身，中静新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已被法院采取限制高消费措施，名下核心资产悉数被司法冻结，冻结期限最长至2028年7月。漫长的司法查封周期，持续消磨着中静系的偿债能力与资产处置空间，让本就艰难的自救之路愈发狭窄。

　　为在债务风险全面暴露前寻得一线生机，高央将突围的全部希望寄托于徽商银行股权，计划清仓减持手中持有的该行全部10.59%股权，并曾抛出针对性分红提案：拟从徽商银行2025年度中期净利润中拨出约26亿元进行现金分红，每10股派发1.87元（含税），以此提升股权处置吸引力。但这场试图通过分红撬动股权流转的博弈，最终仅获得25.55%的股东赞成票，惨遭否决，这一结果也直观反映出中静系在徽商银行治理层面的话语权已然大幅丧失。

　　至此，高央被迫从徽商银行的长期战略投资者，转向急于变现离场的资产处置方，角色转变的背后满是无奈。眼下他正与民营资本、国资平台、保险机构、资管公司等各类意向买家密集洽谈，可股权估值早已不复往日高光：2019年中静系曾与杉杉控股敲定121.5亿元的交易对价，对应约1.5倍市净率（PB）；而2025年银行业大额股权交易行情持续走低，新华保险收购杭州银行股权对应0.8倍PB，信达资产与东方资产收购浦发银行股权的PB更是下探至0.6倍，叠加核心股权被司法冻结、流动性完全锁死，股权溢价空间几乎消失殆尽。在债务兑付的倒计时压力下，高央亟需寻得愿意接手这笔受限巨量股权的接盘方，完成这场生死攸关的资产处置。

　　旧梦碎裂：100亿交易余震与38.9亿“债”

　　想要读懂高央如今的困顿，必须回溯至2019年那场轰动资本市场的百亿股权交易，正是这场原本被寄予厚望的合作，最终演变为绵延数年的法律混战，成为中静系债务危机的核心导火索。

　　2019年8月20日，中静新华与杉杉控股正式签署框架协议，约定中静系清仓转让所持全部徽商银行股份，交易总价高达121.5亿元。这笔百亿交易在当时被视作资本市场的强强联合，定价逻辑也颇具野心：双方以徽商银行2018年中期净资产为基准，按1.5倍PB确定对价，每股价格约6.98元，较当时每股约3.1元的二级市场价格溢价超一倍；交易标的涵盖12.46亿股H股、2.25亿股内资股，以及中静四海51.65%的股权（间接对应2.7亿股内资股），覆盖中静系持有的全部徽商银行权益。

　　谁也未曾料到，这桩看似稳妥的世纪交易，最终因履约问题彻底破裂，进而引发无休止的法律拉锯。高央透露，交易失败的核心原因，是杉杉控股未能按照约定，在2019年11月15日前付清全部交易款项。直至2020年6月2日凌晨，在杉杉方仍未完成履约的前提下，中静新华单方面发出协议终止通知，双方的合作彻底走向决裂。

　　这场资本市场的“世纪分手”，后续衍生出极为复杂的资金与股权纠纷，余震至今未消。杉杉方面宣称，已累计向中静系支付交易对价约38.9亿元，据此要求中静退还已付资金；而高央在专访中明确表示，对这笔所谓“欠款”不予认可，双方在资金认定上存在约10亿元的明显落差。针对这一落差，高央解释称，杉杉曾支付10亿元款项，后续又通过担保方式由指定关联公司将该笔资金借回，并非实际用于交易履约。

　　后续双方的债权操作进一步加剧了纠纷复杂度：杉杉方面已将相关债权转移至宏成杉、具象杉等合伙企业，中静方面对该操作提出异议，认为其涉嫌通过债权转移规避核心债务纠纷的实质解决，并已就此提交相关答辩状，双方的法律博弈愈发胶着。

　　这场纠纷也让股权流转陷入两难僵局：一方面，中静四海的股权已于2019年8月完成工商变更，杉杉集团成为其控股股东；另一方面，中静系却因交易破裂、款项纠纷，彻底深陷债务泥潭，资金链彻底断裂。高央也因此一度淡出公众视野，直至2024年8月26日，“16中静02”债券历经两年展期仍无法兑付，正式宣告违约，才打破了这份沉寂，高央不得不重新走到台前，直面全面爆发的债务危机。

　　为破解僵局，双方选择对簿公堂，且诉求截然对立：杉杉控股向上海金融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中静新华退还9.74亿元款项并配合完成股权过户；中静新华则在黄山中院提起反诉，要求杉杉方面返还中静四海股权，并赔偿各类损失合计82.8亿元。高央强调，中静方面的诉讼文书送达程序在先，但长期的法庭拉锯，直接锁死了徽商银行股权这一核心资产的流动性，让中静系在80亿总债务、60亿逾期债务的泥潭中越陷越深，再无转圜余地。

　　治理之战：分红提案遇冷与迁延六年的上市僵局

　　除了外部债务纠纷与司法冻结的双重挤压，高央与徽商银行管理层之间长达十余年的治理分歧，是导致中静系核心资产流动性锁死、股权处置受阻的深层原因，这场股东与管理层的治理博弈，不仅困住了中静系，也拖累了徽商银行自身的资本运作进程。

　　2026年2月2日，徽商银行临时股东大会在合肥徽银大厦召开，身为该行董事的高央出席会议，并抛出一份针对性极强的现金分红提案，这也是他在债务重压下的又一次博弈尝试。提案提出，拟从2025年度中期净利润中计提约26亿元用于现金分红，每10股派发1.87元（含税），分红比例占同期净利润的30%。外界普遍认为，这一提案是高央借助《新国九条》鼓励现金分红的政策导向，试图通过提升股东回报、优化股权吸引力，为后续清仓股权铺路的合理举措。

　　为佐证提案的合理性，中静系方面在会上列举南京银行（601009）、杭州银行（600926）等同类城商行数据，同期上述银行分红比例多处于24.7%至32.2%区间，中静系提出的30%分红比例处于行业合理区间。但最终，这份提案仅获得25.55%的赞成票，反对票占比高达50.45%，弃权票占比23.99%，再度被股东大会否决。事实上，这并非中静系的分红提案首次遇挫，2024年，其提出的2023年度利润分配议案，就曾以近60%的反对票被否决，连续的提案失利，凸显出双方治理层面的深刻矛盾。

　　这份治理裂痕并非一朝一夕形成，而是可追溯至2015年的长期分歧。彼时身为徽商银行董事的高央，以IPO申报材料存在不实为由，拒绝签署相关申报材料，直接导致该行首次A股上市进程被迫中断。此后，双方在银行重大经营决策、董事会治理等层面分歧不断，围绕收购包商银行等关键事项，高央与历任银行管理层爆发多次意见冲突，矛盾逐渐公开化。

　　高央始终坚持积极股东理念，认为自身提出的各项议案均严格遵循《公司法》与银行章程，立足股东权益提出相关诉求；而徽商银行管理层则更多从银行长期经营节奏、监管政策要求、整体发展稳定的角度考量，双方在经营理念、治理逻辑上存在难以调和的认知鸿沟，长期内耗不断升级。

　　这场股东与管理层的深度内耗，已然成为徽商银行发展路上的核心阻碍。自2019年该行重启A股IPO辅导备案以来，上市之路已迁延六年之久，始终未能实现突破。根据2025年10月披露的最新IPO辅导进展报告，徽商银行不仅面临与杉杉控股的股权纠纷，存在可能不符合发行条件的法律风险，内部治理也陷入停滞状态：该行第四届董事会、监事会已于2021年12月任期届满，部分成员超期服役已超过三年，换届工作迟迟无法完成，治理结构的不稳定性进一步拖累上市进程。

　　双方的博弈最终陷入双向困局的悖论：高央急于清仓10.59%的徽商银行股权变现偿债，但股权被司法冻结至2028年的现状，大幅降低了资产吸引力，难以寻得合适接盘方；徽商银行渴望通过A股IPO补充核心资本、优化资本结构，可中静系的债务纠纷、股东层面的治理内耗，却成为IPO过审最难突破的障碍，双方彼此牵制，均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

　　结语：未尽的博弈与三月的生死抉择

　　2026年3月26日，徽商银行新一届董事会会议如期召开，这场会议备受资本市场紧盯：核心悬念在于，管理层与高央的治理博弈是否会再度激化，亦或是在中静系巨额债务的刚性压力下，双方达成有限度妥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