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证报中国证券网讯（记者汪友若）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在外部地缘政治环境复杂多变的当下，如何有效应对扰动、扩大内需、实现增长目标？我国经济发展具备哪些优势，增长的潜力又来自哪里？
摩根大通中国首席经济学家、大中华区经济研究主管朱锋在接受上海证券报记者采访时表示，面对中东地缘冲突等外部不确定性，我国经济基本面具备较强韧性，但需警惕外需放缓对出口造成间接冲击的可能性。在他看来，应对外部挑战的关键仍在于加快推动由外需向内需、由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的结构性转型，而这需要财政、货币与产业政策的协同配合。
应对外部扰动政策仍有发力空间
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经济增长预期目标为4.5%至5%，这是在2016年、2019年之后，经济增长再次设定区间目标。
在朱锋看来，这一区间目标更加合理、务实，也为政策操作留出了更大空间和更多弹性。往后看，稳增长政策仍有进一步发力的空间。就今年而言，出口仍有望继续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投资会提供助力。“特别是有效投资方面的政策力度较为充足，如中央预算内投资7550亿元、8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用于‘两重’建设，以及8000亿元的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规模和力度均超出预期，重点用于撬动社会资本、聚焦扶持重点领域。”
与此同时，中东地区地缘政治扰动成为影响全球宏观局势的一大“黑天鹅”事件。谈及中东地区冲突长期化的可能，及其对全球经济的影响，朱锋表示：“目前来看，中东地缘冲突可能不会迅速平息，不过进入二季度后形势可能会趋于明朗。当前，全球经济整体仍具韧性，霍尔木兹海峡短期通航受限的影响现阶段尚可承受。但若霍尔木兹海峡长期无法正常通航，油价持续走高，且在高位维持的时间超出预期，其对全球经济的冲击将加大。”
朱锋进一步表示，油价上涨对中国的直接影响相对可控。中国能源结构以煤炭、新能源和核电为主，石油与天然气的占比有限，进口来源较多元，且有一定规模战略储备。俄罗斯、马来西亚、巴西等均为重要石油进口来源国，中国自身也是全球最大的天然气生产国之一，因此具备较强的供应链韧性。并且，对中国而言，油价向CPI和PPI的传导需要一定时间，且政府已有机制能够帮助稳定境内能源价格，油气供应冲击短期不会构成明显影响。但中长期而言，如果全球经济，尤其是美国、欧洲等主要经济体，因能源成本上升而增长放缓，或将削弱中国出口的外部需求。
根据摩根大通的预测，石油作为核心大宗商品，如果布伦特原油价格到今年年中维持在100美元/桶左右，并在第三、四季度逐步下降到80美元/桶，那么今年全球通胀将上升0.8个百分点，这将导致全球消费和生产受到抑制，全球GDP增长将降低0.6个百分点。“这也使得全球主要央行普遍处于观望状态。在3月议息会议上，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表示将持续关注通胀走势，并采取‘等着瞧’的政策态度，原本市场预期的降息可能推迟。通胀若上升较快，货币政策或优先作出反应。”朱锋表示。
财政、货币、产业政策协同配合推动经济结构性转型
在朱锋看来，若中东局势演绎超预期，在外需受到影响的背景下，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能够加快推进由外需向内需、由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的结构性转型，真正实现稳中向好、提振消费。这一转型过程需要时间，也需要财政、货币、产业等政策的协同配合。
“在外部环境日益复杂严峻的背景下，虽然出口仍有望继续发挥引擎作用，但提振消费已成为一项重要、迫在眉睫但需要长期发力的任务。着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被置于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任务之首，也反映出扩大内需、提振消费是未来发展的重点方向。”朱锋说道。他表示，重增长、重转型、重内需、重科技，是今年政府工作报告的一大亮点。从实际措施来看，今年安排了超长期特别国债2500亿元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有望对商品消费形成一定拉动。后续，市场期待在服务行业等领域出台更多新的消费促进政策。推进劳动密集型服务行业发展也有助于提升就业，进一步促进消费增长。
“反内卷”政策是投资者关注的另一大重点。“我国在构建国内市场的过程中具有显著的规模优势。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降低地方保护壁垒，是反内卷的重要内容，也对提振消费具有重要的积极作用。”朱锋表示。据他观察，近年来出台的“反内卷”政策已取得一定成效，从PPI和CPI数据来看，部分特定行业已出现积极变化，显示出政策在规范竞争秩序方面的有效性。
朱锋特别提示称，与2015年的供给侧改革相比，本轮“反内卷”具有明显不同的特点。上一轮改革侧重供给端，重点在于化解钢铁、煤炭等传统行业的过剩产能。而本轮“反内卷”政策更聚焦新兴产业，如平台经济、电动汽车、光伏等。并且，本轮“反内卷”政策的核心在于防止企业为争夺市场份额而陷入“内卷式”价格竞争，推进合理价值竞争。
“另外一点非常重要的，是我们对新质生产力的重视。在今年的十大工作任务中，第二、三条均围绕推进科技创新能力展开，既包括新兴产业的培育壮大，也涵盖了传统产业的优化升级。尤其是在当前国际形势下，产业自立自强、掌握核心技术和产业链的自主可控能力，成为制造业领域的重要着力点。”朱锋说。他总结道，从历史经验看，无论是全球还是我国金融领域的实践，增长往往能够有效化解存量风险，为治理整顿创造有利条件。在增长中解决问题、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促进经济良性循环，仍是关键路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