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深圳能从“制造之城”升级为“科创之城”？为促进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在各项产业政策工具中，关税保护、政府补贴、税收减免分别扮演着怎样的角色？

　　近日，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研究生校外导师、财税研究员黄智文在北大的专题讲座中，结合深圳发展的实证研究谈到：作为产业政策工具，税收优惠比财政补贴更优；有效的税收政策不仅有利于产业内部竞争、避免垄断，也可以降低政府干预的扭曲。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研究生校外导师、财税研究员黄智文。

　　加关税能促进经济发展、产业进步吗？

　　近年来，特朗普频频挥舞关税大棒，声称通过对中国商品加征高额关税以实现保护美国相关产业。但加征关税，真的能够促进经济发展、产业进步吗？

　　3月28日，黄智文在北大经济学院的专题讲座现场，抛出这一问题。他随后谈到，根据哈佛大学教授、经济增长理论创始人菲利普.阿吉翁（2017）等经济学者对中国1998-2007年10年间全国大中型工业企业数据集进行了实证研究，得出了一些非常重要结论：在关税保护、低息贷款、税收减免、政府补贴这四类常见的产业政策工具中，关税保护与产业发展呈现出负相关性。而相比之下，税收减免不仅有利产业内部的竞争、避免垄断；还可以降低政府干预扭曲。

　　“无论征收何种关税，都应当适度，不要使进口物资和消费因此而受到限制，否则国内的生产受到削弱，而且增加税收的目的也终将受挫。”他援引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表述说。

　　在黄智文看来，税收政策作为一种经济手段更有效率，企业可自主决策资金运用。作为产业政策工具，税收优惠比财政补贴更优。

　　3月11日，深圳市华强北的一家商铺里，店员为外国顾客介绍有AI（人工智能）功能的商品。 新华社发（彭志刚摄）

　　深圳成为“科创之城”，税收政策如何助力？

　　长期在深圳工作、见证深圳经济发展历程的黄智文，回顾深圳40多年的发展谈到：在开放的经济体中，产业会向具有综合比较优势的地区流动。“比如1980年代，深圳能够承接香港的‘三来一补’发展制造业，就是在综合比较优势下，产业自然流动的结果。”他介绍，所谓“综合比较优势”，包括要素比较优势、以及制度比较优势。要素优势，比如土地价格、工资水平低等；制度比较优势，包括税收制度、政府效能等，体现为一个地区的整体营商环境。

　　在他看来，此前40多年税收助力深圳的产业进步，主要有三大途径：一是基于显著的税收优惠形成的税收“洼地效应”，激励市场主体的积极投资行为，带动经济发展。二是税收政策的良好执行，引导市场主体调整企业的内部组织形式，主动适应政策要求以充分享受税收优惠，降低税收负担，对产业发展的推动作用。三是在税收政策执行中及时发现税收和经济问题，推动经济政策的调整，促进产业的升级。

　　一个鲜活的案例是，深圳经济在靠“三来一补”加工业的起步期，为企业争取到3年免税期的税收优惠政策——1980年12月《国务院批转财政部〈关于进出口商品征免工商税收的规定〉的通知》规定：凡是外商、侨商和港澳工商业者来料、来件部分占产品的原材料、辅助材料和零部件总值不足20%的，对加工、装配出来的产品和加工、装配所得的收入，均应照章征收工商税和所得税。20%以上的，对其产品免征工商税；对其加工、装配所得的收入，从所得第一笔收入之月起，在三年内，国营企业免缴工商税，集体企业免缴工商税和所得税。在要素比较优势和优惠税收政策激励下，“深圳加工”逐渐取代“香港加工”。1980—1984年，深圳市工业总产值增长了5.5倍，其中70%以上是由来料加工企业所贡献，“深圳加工”快速兴起。

　　到1994年，当深圳面临土地、空间有限和能源、水资源紧缺“四个难以为继”的难题之时，深圳决定停止审批“三来一补”项目，为深圳向高科技产业转型升级，提供了发展空间。也是在这一年，全国施行增值税，标准税率为17%，且机器设备、固定资产进项税不可抵扣。此时深圳高科技产业已起步，17%的增值税对这类企业将带来较大的负担。为支持经济特区发展，《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经济特区征免流转税问题的通知》中明确：经济特区生产的产品，在本特区销售的，除消费税应税产品应照章征收消费税外，均一律暂免征增值税。“这就让深圳制造业、特别是高科技产业能够轻‘税’上阵，创造了优良的税收环境。”黄智文介绍。

　　另一个案例是，2000年《关于印发〈鼓励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的通知》中明确：“嵌入式软件”企业可以享受增值税即征即退的优惠政策。为破解企业享受该项优惠政策面临的现实难题，深圳创新性推出嵌入式软件产品“四分开”（合同分开、发票分开、进项税额分开、增值税申报分开）申报办法，支持服务深圳市软件和集成电路企业用好、用足税收优惠政策。这项政策的落地，也直接成为深圳集成电路产业发展提供税收加速器，对中兴通讯、华为等企业发展起到重要促进作用。

　　深圳市南山区。 新华社记者毛思倩摄

　　全国统一大市场语境下，地方“拼经济”究竟拼什么？

　　黄智文谈到，纵观近年来的税收政策，应“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要求，不再允许地方自行设置税收优惠等产业政策，但从国家层面制定的税收政策来看，对科技创新产业的支持仍在加码，比如对工业母机企业增值税加计抵减、对集成电路企业增值税加计抵减等。

　　在他看来，接下来地方在“拼经济”的过程中，探求税收政策赋能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除了落实好国家统一的税收优惠政策，还可以抓住“提升TFP”“分配正义”“生育友好”这几个关键词。

　　TFP即全要素生产率，反映资源配置状况、生产手段的技术水平、生产对象的变化、生产的组织管理水平、劳动者对生产经营活动的积极性，以及经济制度与各种社会因素对生产活动的影响程度，不仅是衡量生产要素的质量、生产要素配置效率的指标，也是衡量经济增长质量的核心指标。

　　黄智文认为，地方政府改善服务方式、优化营商环境、降低企业的运营成本，都将有助于TFP的提升。同时，聚集财力，践行“投资于人”，将更多财力投向民生、教育、科技发展，也将成为经济竞争的内在激励机制。此外，还可以充分发挥税收政策在服务经济发展、调节收入分配、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助力社会经济的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