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在中东挑起战事又进退维谷之际，仍然不忘挥舞关税大棒。

　　2026年4月2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文件，依据《1962年贸易扩展法》第232条款，美国将对部分进口专利药和制药成分加征100%的关税，并调整对进口钢、铝、铜及相关衍生产品加征的从价关税。

　　回顾2025年4月2日，美国政府宣布对贸易伙伴征收所谓“对等关税”，引发全球市场震动。几天之内，美债利率暴涨，投资者抛售意愿强烈。

　　连续两年的“4月惊魂”，不禁让人想起近百年前的另一个4月——1930年4月，美国国会正在激烈辩论一项将深刻改变世界贸易格局的法案。

　　当年那场辩论持续了两个月，到1930年6月17日，臭名昭著的《斯姆特—霍利关税法案》横空出世。该法案提高了约2万种进口商品的关税，平均税率达到40%以上，部分商品税率甚至高达59%。这部法案也因此被经济学界称为“历史上最愚蠢的关税法案”。

　　关税，这个看似枯燥的经济学术语，在美国历史上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从建国之初的财政支柱到南北对峙的导火索，从大萧条的推手到当代贸易战的武器，关税政策贯穿了美国整个发展历程，如同一条若隐若现的线索，串联起这个国家的兴衰起伏。

　　1789年春天，即将就任美国首任总统的乔治·华盛顿正面临着一个棘手的难题：新成立的联邦政府几乎没有任何收入来源。美国独立战争（1775年至1783年）期间累积的债务高达5400万美元，而邦联（美国自1776年建国至1787年期间一直为邦联制国家，1787年制定新宪法后才转变为联邦制国家）条例下的旧政府根本无权征税，自然也无力偿债。

　　左思右想之下，时任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提出了一套精明的解决方案。他深知，直接税对刚刚经历“无代表不纳税”抗争的美国人而言有多么“刺激”，于是将目光投向了一种隐含在进口商品价格中、不易引发民众抵触情绪的间接税——关税。

　　1789年7月4日，也即美国独立日当天，美国第一部关税法正式通过。这部法案对81种进口商品征收5%至15%的从价税，平均税率约为8.5%，标志着联邦政府自此拥有了独立的财政收入来源。

　　汉密尔顿在后来的《关于制造业的报告》中进一步阐明了关税的双重价值：它不仅是财政收入工具，更是保护新兴工业的手段。在他看来，“年轻的美国”要想在欧洲老牌强国的竞争压力中立足，必须通过关税壁垒培育自己的制造业基础。

　　此后120余年间，关税一直是美国政府的财政支柱。1800年，关税收入占联邦财政收入的83%；到1860年，这一比例已经升至90%以上。可以说，在个人所得税诞生之前的1个多世纪里，美国联邦政府基本就是靠关税运转的。难怪有经济学家戏言：“没有关税，就没有今天的美国。”

　　时间来到1828年。这一年，美国国会通过了一项大幅提高关税的法案，将平均税率推升至惊人的45%。这部被南方人称为“可憎关税”的法案，将美国南北方已然存在多年的经济矛盾推向了临界点。一方面，北方工业家们欢欣鼓舞，高额关税使得英国工业品价格飙升，新英格兰地区的纺织厂和钢铁厂获得了稳固的本土市场；另一方面，南方种植园主的利益诉求则完全相反，南方需要将棉花销往英国，再从英国进口廉价制成品，这条贸易链条被高关税彻底打乱。

　　根据美国历史记载，当时，美国南北方的矛盾一触即发。时任副总统约翰·卡尔霍恩作为南方利益的代言人，提出了一项惊世骇俗的理论，即“联邦法令废止权”，主张各州有权宣布联邦法律在本州境内无效。时任总统安德鲁·杰克逊的反应同样强硬，他请求国会授权使用武力执行联邦法律。关键时刻，美国政治家亨利·克莱出面斡旋，提出了妥协方案，联邦政府同意在10年内逐步降低关税，南卡罗来纳州则撤回废止法令的决议。这个妥协方案确实暂时化解了危机，但南北双方围绕关税问题的深层矛盾并未消除。30多年后的1861年，由来已久的关税矛盾与奴隶制等复杂问题交织升级，美国终究未能避免内战的爆发。有历史学家就此评论：“美国内战表面上是为废奴而战，根子上却是‘关税和经济利益那点事’。”

　　时间再快进到1930年。此时的美国刚刚经历了1929年股市大崩盘，工厂关门，工人失业，时任总统胡佛承诺的“每家锅里有一只鸡，车库里有一辆汽车”成为媒体上最流行的政治笑话。在此背景下，犹他州参议员里德·斯姆特和俄勒冈州众议员威利斯·霍利，联合提出了一项大规模提高关税的法案。他们的逻辑简单粗暴：通过对进口商品征收高额关税，将外国商品挡在国门之外，从而保护本国市场，为美国企业创造需求，进而增加就业。

　　这一逻辑在当时颇具市场，法案在国会获得了相当支持。然而，1028位经济学家联名致信胡佛总统，警告这一法案可能引发严重后果。他们在信中写道：“提高关税非但不能缓解经济萧条，反而会加剧困境……其他国家必将采取报复措施，导致国际贸易萎缩，最终损害包括美国在内的所有国家的利益。”但胡佛总统几经权衡后，仍然于1930年6月17日签署了法案，即《斯姆特—霍利关税法案》。

　　事态的发展印证了经济学家的预判，这部法案也没有愧对其“史上最愚蠢”的评价：加拿大率先采取报复措施，将美国输加商品的关税提高。法国、英国、德国、意大利等主要贸易伙伴纷纷跟进，各自出台了针对性的报复性关税。全球贸易体系很快陷入了恶性循环。数据显示，美国进口额从1929年的44.9亿美元骤降至1932年的15亿美元，降幅超过66%；同期出口额也从54亿美元跌至21亿美元。全球贸易总额更是从600亿美元萎缩至200亿美元，缩水近三分之二。

　　这场由关税引发的全球贸易战，使本已陷入大萧条的美国经济雪上加霜。此后数十年间，美国贸易政策开始转向相对审慎的多边主义路线，美国也成为1948年生效的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及1995年成立的世界贸易组织的重要推动者。可以说，这种转向，很大程度上正是汲取了1930年的教训。

　　2017年，现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开启了他的第一个总统任期。自上任起，他就多次表达了对关税工具的信赖，并将关税政策重新置于美国贸易议程的核心位置。他甚至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公开表示：“关税这个词，（是）字典里最美的词之一。”随后几年，一系列关税措施相继出台：对进口太阳能板和洗衣机加征保障性关税；对钢铁和铝产品加征232条款关税；以“301调查”结果为依据，对来自中国的约3000亿美元商品加征7.5%至25%不等的关税；等等。连美国媒体都忍不住嘲讽，“这套逻辑与1930年《斯姆特—霍利关税法案》何其相似”，“以为把外国货挡在门外，美国工厂就能重振雄风”。

　　对于此，全球各国的反应也不出意外地复刻了近百年前的那一幕：中国对美国农产品、汽车等商品加征关税予以反制；欧盟、加拿大、墨西哥等传统盟友也采取了不同程度的回应措施。

　　到2025年4月2日，美国政府再次对贸易伙伴征收“对等关税”，市场“用脚投票”，再次表达了对关税政策的疑虑。

　　纵观美国200余年的关税史，可以观察到若干贯穿始终的线索：

　　第一条线索是财政需求，这也是关税政策最原始的驱动力。在直接税难以推行、联邦政府需要建立财政基础的建国初期，关税确实提供了可行的解决方案。即便在今天，关税依然是联邦政府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二条线索是产业保护。从汉密尔顿的报告到当代的贸易救济措施，减少外来竞争保护国内产业一直是关税政策的重要考量。每当经济面临压力，政客们总会想起这个看起来最“靠谱”，其实最“外行”的工具。

　　第三条线索则是政治博弈。不同历史阶段的关税政策，其实反映的是美国内部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博弈。南方种植园主与北方工业家围绕1828年关税的争执，本质上是对经济利益分配的争夺；20世纪30年代国会内部关于《斯姆特—霍利关税法案》的辩论，同样折射出工业与农业、出口行业与进口行业之间的利益分化。

　　为什么有的美国政客这么痴迷关税？

　　也许是因为它简单。遇到问题就加税，不用动脑子。

　　也许是因为它隐蔽。老百姓多花了钱，但搞不清是税还是价，也搞不清钱进了谁的口袋。可政府拿到钱是可以实实在在收买人心的。

　　也许是因为它看起来“爱国”。尤其是在“美国优先”的语境下，“对外国人狠就是对自己人好”，这种逻辑听着就爽。

　　然而，历史一次次证明，关税是把双刃剑，伤人伤己。可惜，今天的美国似乎仍未回过味来。上百年过去了，同样的故事，换个主角，换个舞台，照样上演；其结果也一如往昔，负责买单的，是一代又一代美国人，还有已经比当年更加紧密的全球经贸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