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3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介绍了《关于加快建设分级诊疗体系的若干措施》（以下简称《若干措施》）的有关情况。

　　大河财立方记者在现场获悉，本次《若干措施》在落地性和操作性上更深一层，四个方面、13条措施，直面基层能力薄弱、医联体协同不足、转诊机制不畅等现实堵点，是分级诊疗体系建设从“打好基础”迈向“质量效益综合提升”的关键一步。

　　陕西省山阳县卫生健康局原副局长、中国健康管理学会医疗卫生共同体分会常务理事徐毓才接受大河财立方记者采访表示，与早期框架性部署不同，《若干措施》的着力点更加清晰——工作重心正从“搭框架”转向“提质效”。

　　方向一以贯之，这次重在“能落地”

　　在徐毓才看来，分级诊疗的顶层设计从未缺位。无论是各级医疗机构的功能定位，还是慢性病分层管理、双向转诊、药品衔接等关键环节，政策方向早已明确。“2015年的文件更多解决的是‘有没有’的问题，而这一次更聚焦‘落地落得好’。”

　　他进一步分析，早期政策在方向和思路上并无偏差，但执行链条较长、配套机制不够细化，导致整体效果与预期之间始终存在一定“温差”。制约分级诊疗深入推进的关键，不在单点，而在系统。徐毓才直言：“最大的挑战在于政策协同不足，尤其是医疗与医保之间的衔接。”

　　在他看来，这种结构性偏差长期积累，最终形成了“资源向上集聚”的惯性——人才、医保基金和患者持续向大医院流动，基层陷入“能力弱—患者少—收入低—人才流失”的恶性循环。

　　此次《若干措施》从紧密型医联体建设、基层首诊引导、转诊服务管理到多元保障机制，都有着更具操作性的安排。分级诊疗体系建设正在由打好基础逐步转向质量效益综合提升阶段。

　　强基层，要伴随服务链条的延伸

　　如果说政策协同是制度层面的关键变量，那么基层服务能力则是分级诊疗能否真正成立的现实前提。

　　“小病也要去三甲”的就医惯性，徐毓才认为本质上是供给问题而非观念问题。

　　他举了一个典型的例子：慢性病患者在上级医院完成诊治后，本应回到基层继续用药，但由于基层药品目录受限，患者往往买不到所需药品，只能再跑回县级医院甚至大医院。“老百姓80%的小问题本来应该在基层解决，但基层解决不了，他当然往大医院跑。各种政策不协同，基层自然就留不住人、留不住患者。”

　　在他看来，“强基层”绝不只是盖房子、买设备，更核心的是人才培养体系和激励机制的建立。他认为“全科—专科—专家”的连续服务体系更加适合当下：基层承担常见病、多发病和慢性病管理，县级医院提供专科服务，大医院聚焦疑难重症。这理应是老百姓正常的就医流程，并不需要通过制度分流，而是靠能力结构的自然分工。

　　基层服务能力的提升，还需要伴随服务链条的延伸。“慢性病和老龄化是当前影响国民健康最突出的两个问题，基层医疗机构的功能定位也必须随之转型，从单纯的疾病治疗，向预防、筛查、康复、健康管理一体化延伸。基层贴近患者、贴近家庭，这恰恰是它最大的优势，关键是要真正把这个优势用起来。”

　　基层就医环境持续改善，需要留住更多人才

　　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郑哲在发布会上介绍，目前全国有超过110万所医疗卫生机构覆盖城乡，基本医疗卫生服务覆盖14亿人，超过90%的居民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的医疗服务点。这几年来，已经有1万多名大学毕业生入编到乡镇，并到村基层提供医疗卫生服务。

　　“让大医院专家定期下基层是有益探索，但这不是长久之计。”以国际经验为参照，徐毓才认为，只有切实提升基层全科医生的收入待遇，才能让人才下得去、留得住，老百姓才能持续受益。

　　随着13条“硬核”措施逐步落地，政策协同的齿轮正紧密咬合，基层服务的根基也在不断夯实。

　　到2030年，以紧密型医联体为着力点的分级诊疗协同机制将基本建立，医疗卫生服务的同质化水平、便利性与可及性将进一步提升，就医秩序将更加合理规范。“病有所医、医有所治”也将切实增进亿万群众的民生福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