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磊

　　韩国首尔大学经济学教授李根是国际公认的追赶经济学领域的权威学者,尤其在后发经济体如何实现技术跨越、产业升级与避免中等收入陷阱方面，他做出了系统性、开创性的理论贡献。《经济追赶的艺术：创新体系中的障碍、迂回与跨越》（中文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2025年出版）是李根教授撰写的一部关于经济追赶的力作。发展中经济体如何实现经济追赶，这是经济学中最为重要同时也最缺乏答案的核心问题之一，对此问题，李根教授在书中做了不少有价值的探讨。不过，他认为，后发地区应该在发展初期积极参与全球价值链，以促进学习和能力建设，在达到中等收入阶段需要脱离发达经济体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寻求独立建立本土价值链，之后再重新融入全球价值链。笔者认为这个观点值得商榷。

　　李根在书中提出，后发经济体应该“先加大，后减小，再加大全球供应链参与度”，这个建议可能过于理想化。据笔者观察，后发经济体在产业升级过程中确实出现了本土附加值上升和国外附加值阶段性下降的情况，但这更接近结果本身而非后发经济体的主动选择。即便如此，后发经济体中的优秀代表仍没有完全脱离全球价值链，而是紧盯国外龙头企业，在成功实现赶超之后，重新夺取了前者的部分市场份额。

　　深圳从渔村到国际创新大都会的演变发展过程，为不发达经济体通过切入国际价值链，不断提升企业能力与产业在价值链位置，成功实现赶超阶段性目标，树立了一个可复制的样本。

　　我们可以把深圳产业升级过程分为三大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980年开始的学习与能力构建阶段，第二阶段是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的模仿创新阶段，第三阶段是从2012年至今“深圳创造”与自主创新阶段。这三个阶段无法截然分开，而是相互叠加的，在不同的行业仍存在处于这三个追赶阶段的各类企业群。

　　深圳的经济赶超走的是一条“阶段演进+制度牵引+集群配套+全球链接”的复合路径，把最初的加工贸易优势一步步升级为原始创新优势，完成了从边陲渔村到全球科技创新高地的历史性跨越。这不仅是市场机制的成功，政府也发挥了“有所为”的关键作用。市政府提前规划，有步骤地落实了企业研发中心补贴、研发加计扣除、高企所得税优惠、土地定向供给、人才落户与补贴等组合拳，持续降低企业创新成本。2001年起，深圳系统布局高新园区、专业孵化器、特色小镇，打造“1小时产业圈”，助推电子信息、新能源、半导体、生物医药等高新产业形成“设计—制造—封测—整机—市场”全链生态，企业可在60分钟车程内完成80%以上配套。

　　深圳是全国最早启动服务型政府建设的城市，约束政府机构“有所不为”，精简和重组机构职能，提高为企业服务效率，引进全球人才和公共研究、测试平台，不断改善营商环境。通过市、区、街道三级工业园区打造企业服务网络，通过“政府搭生态”＋“企业做主角”，把资金、人才、标准、渠道、服务、公共实验室等做成“即插即用”的接口，企业只需专注技术迭代与市场开拓。政府通过“工业上楼”把 3C电子、医疗器械等轻量级产线直接搬到写字楼高层，实现“上下楼就是上下游”，工业大厦即成“全球产业链节点”。在深圳，不少中小企业做到了任何创新想法1小时找到配套，海外任何市场变化在24小时内进行反馈。

　　深圳从早期承接港台地区产业外溢，到加入WTO后深度嵌入全球价值链，再到“双向投资”与跨国并购，始终都没有脱离国际市场、资本和技术。华为、大疆等通过海外研发中心和全球销售网络反向整合高端资源，成为链主企业，周边吸附上千家核心配套厂，共同完成了对国际先进技术的学习、元器件进口替代和新技术协同研发。龙头企业将内部标准、技术诀窍拆解输出给供应链上和合作的中小企业，形成“标准—专利—产品”同步迭代的知识外溢，涌现了大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仅2024年就与龙头企业签订技术协同协议500余项，形成类似树木“主干—侧枝—苗木”自我繁衍生态。

　　深圳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坐标可以用“两条曲线、三个拐点”来概括：一条是“分工地位曲线”，从低端装配、规模制造到价值引领；一条是“本地产业增值占比曲线”，从几乎100%外来增值、本地增值过半，最终发展到向全球价值链输出标准与知识。

　　在过去20多年里，深圳在全球价值链的参与度确曾经历一次明显“下跌—再回升”的波动，这一波动主要源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和成本冲击，当时本地企业被迫削减进口料件、转向国产替代。与此同时，政府果断推动新旧产业“腾笼换鸟”。2013年起，深圳凭借智能手机、通信设备、消费级无人机三大品类，以及技术替代、品牌出海和标准输出，2017年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创出新高。此后受中美关税战与新冠双重打击，深圳再次面临挑战，但凭借5G基站、新能源、医疗器械等新赛道，重新进入“占比升高”阶段。深圳产业转型案例为发展经济学、转型经济学、追赶经济学提供了生动样本，也为区域产业升级提供了宝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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