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4月，特朗普政府推出所谓“对等关税”，称此举的关键目标是重振美国制造业。一年来，美国政府不断宣扬新增投资“业绩”，营造制造业“全面复苏”景象。但仔细梳理不难发现，不少项目和承诺不是“新瓶装旧酒”就是有“空头支票”嫌疑。

　　分析人士认为，美国制造业成本劣势、基础设施落后等因素长期存在，制约跨国企业回流。美国政府政策不确定性则进一步影响“投资美国”意愿。所谓重振美国制造业，依旧遥遥无期。

　　“盛宴”投资有猫腻

　　过去一年，一些国家的政府和企业为避免成为美国加征关税重点目标，纷纷宣布对美投资计划。按照美国总统特朗普去年年底的说法，美国2025年已获得的投资或投资承诺累计金额超过20万亿美元。这一数字无法得到任何一家媒体或机构核实确认，且远高于白宫公布的对美新增投资清单总额。

　　根据白宫网站的最新版清单，截至3月10日，美国已吸引超过4万亿美元的企业对美投资承诺以及超过4.6万亿美元的政府投资承诺。其中，科技巨头苹果公司和社交媒体巨头“元”公司均承诺在特朗普4年总统任期内在美投资6000亿美元，是企业层面的最大规模投资计划。日本软银集团、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和美国甲骨文公司承诺联合投资5000亿美元，用于在美国建设支持人工智能发展的基础设施，与英伟达公司承诺投资规模相当。

　　不过，白宫公布的8.6万亿美元投资总额也被普遍质疑“注水”。不少媒体和机构认为，白宫投资清单隐藏着几大猫腻：

　　一是企业投资意向虚高，白宫记账“就高不就低”。比如，苹果和“元”公司的6000亿美元投资被指不切实际。苹果2024年在全球的资本和研发支出分别只有100亿美元和314亿美元。《华盛顿邮报》报道，苹果公司在特朗普第一个总统任期内也宣布过类似投资，并在拜登总统任期内宣布一项4300亿美元的投资计划，最后都不了了之。

　　此外，日本政府同意向美国投资5500亿美元，但白宫记录的“账单”是1万亿美元。

　　二是拉长承诺投资周期，规避执行风险。一些媒体发现，部分企业和外国政府的投资承诺已跨越特朗普总统任期，似乎意在为可能无法全面落实承诺提供规避窗口。比如，阿联酋政府承诺在未来十年内向美国投资1.4万亿美元；IBM、瑞士诺华公司和百时美施贵宝公司分别承诺未来五年在美投资1500亿美元、230亿美元和400亿美元。道明证券分析师史蒂夫·斯卡拉质疑：“企业如果决定大规模扩张，为什么不更早开始呢？”

　　三是“新瓶装旧酒”，“二次包装”多。一些知名科技企业的投资承诺中包括不少常规业务支出，并非新增投资，却被企业“打包”报送，而白宫也心照不宣地“照单全收”。

　　美国路易斯维尔大学教授罗曼·扬波利斯基认为，这些天文数字的投资公告往往承诺过多，兑现不足。“这些承诺带有表演性质，像是一场政治秀。”

　　行业数据真相

　　“‘解放日’一周年并没有解放美国工厂。”英国《经济学人》杂志这样形容所谓“对等关税”推出一年后的美国制造业境况。

　　与投资承诺虚高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国制造业实际状况远不及预期，真实投资、建设和劳动力市场指标均未显示复苏迹象。

　　首先，制造业就业形势持续低迷。美国联邦政府数据显示，自2023年以来，美国制造业已有超过20万个工作岗位消失。其中，自特朗普上任以来，制造业已流失约10万个工作岗位。

　　美国《国会山》日报援引美国劳工部最新数据报道，过去一年中，美国汽车业和木材业的就业人数分别减少2.99万人和1.8万人。这两个行业正是特朗普政府试图通过关税壁垒保护的产业。美国税收基金会一项研究认为，大规模关税并未带来美国制造业复苏。相反，制造业岗位没有明显增加，先前的行业裁员趋势仍在继续。

　　其次，制造业实际产出未见显著反弹。美国供应管理协会数据显示，美国制造业在截至2025年12月的26个月里连续萎缩，仅2026年初略有回升。摩根士丹利执行董事克里斯·斯奈德表示，关税政策并未转化为传统制造业的更多工厂，多数制造商只是在努力提高现有工厂的产量。

　　第三，新增投资项目实际落地少。海牙战略研究中心地缘经济学分析师罗恩·斯托普认为，作为美国制造业两项重要观察指标，美国新建工业项目的建设支出和私人固定投资水平在2025年4月至12月间分别下降11.1%和4.6%。

　　多重困境制约

　　国际观察人士认为，美国政府试图通过保护主义政策提振制造业，但现实是投资成本、政策环境等不利因素阻碍了国际投资进入美国，对美制造业发展构成系统制约。

　　首先，“美国制造”面临配套软硬件设施长期滞后。

　　一是大规模先进制造业需要的稳定电网、高速通信网络和高效供应链网络等基础设施状况不尽如人意。美国土木工程师协会2025年最新评估报告对美国基础设施给出了C的评分，显著低于其他制造业大国。二是制造业劳动力供应和技能水平长期存在短板。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蒂姆·库克曾抱怨，要在美国开个工程师会议“不确定会议室能坐满人”。

　　其次，“美国制造”面临政策不确定性的严重拖累。

　　通常情况下，将制造业转移到美国需要3年到10年，漫长建设周期伴随着诸多风险。而以关税为代表，美国政府各项政策反复横跳，已成为企业投资的最大顾虑之一。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哈斯商学院前院长、经济学教授安·E·哈里森表示，政策若要取得成功，需要长期保持一致性。特朗普政府的政策反复大大削弱重振制造业的希望。

　　第三，“美国制造”在消费者心中的形象已根本改变。

　　《国会山》日报报道指出，“美国制造”曾经代表着“耐用”和“品质”，如今只剩下“高价”的躯壳，并且“高价格并不一定代表高质量”。美国民众支持美国制造业，但几乎没有积蓄来购买昂贵的“美国制造”，只能选择外国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