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财经上海4月24日电（记者郭慕清）近日，中央多部门联合通报4起典型问题，其中江西新余国资仓促收购问题上市企业、造成巨额损失一案，为各地国资市场化运作敲响警钟。这不仅是形式主义在基层治理中的突出表现，更揭示了脱离产业根基的资本运作之痛。

　　新余案例堪称典型：以“上市倍增”为名，3个月光速完成跨省收购，买下的却是一家连续8年财务造假的“空壳公司”，最终导致约20亿元国资“打水漂”。当“上市数量”取代“产业实效”成为核心目标，当资本工具异化为政绩考核筹码，这场资本闹剧，根源究竟何在？地方国资又该如何跳出“盲目接盘、巨额流失”的怪圈？记者结合案例进行深入调研和梳理。

　　一问：“上市倍增”怎成“亏损陷阱”？

　　通报内容显示，新余国企收购奇信股份的核心动因，是完成上级下达的企业上市“倍增计划”。

　　据悉，正常国资收购上市公司，仅尽调、审计等流程就要6个月至12个月。为凑够上市公司数量指标，新余摒弃产业发展基本逻辑，3个月光速敲定跨省收购，全程未经充分论证评估、深入调查核实。

　　2020年6月，注册地还在深圳的奇信股份发布公告称，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签署《股权转让框架协议》，将合计持有的29.99%公司股权，转让给新余市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下文简称“新余控股”），交易作价10.94亿元。

　　据悉，新余控股是新余市唯一一家政府投融资平台，主要负责当地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棚户区改造、城（镇）区域开发、水利水电、旅游开发等项目的融资、投资等。

　　2020年9月，双方完成交割，奇信股份控股股东正式变更为新余控股，实际控制人变更为新余市国资委。2021年9月，奇信股份将企业注册地迁至新余，看似新余市圆满完成“上市任务”，实则踏入早已挖好的“造假陷阱”。

　　这场收购从一开始就脱离理性轨道：收购前奇信股份已现亏损端倪。2020年上半年，奇信股份净利润亏损4369.60万元，收购后风险集中爆发，2020年全年亏损5.5亿元，2021年亏损扩大至17.48亿元，2022至2024年持续亏损，亏损额分别为2.53亿元、5.35亿元、4.09亿元。

　　更触目惊心的是，2022年，证监会立案调查奇信股份。调查结果显示，奇信股份从IPO阶段就开始系统性财务造假，2012至2019年连续8年累计虚增收入13.10亿元、虚增利润26.30亿元，是典型的“空壳公司”。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教授胡波表示，“唯数量论”的政绩观，是这场闹剧的罪魁祸首。地方将上市公司数量等同于发展成效，把资本运作异化为考核工具，陷入“重数量轻质量、重速度轻实效”的误区。这种“以数论绩”思维，本质是背离 “以产立城、以链兴市”的发展本源，用短期光鲜数据掩盖长期发展短板，最终为形式主义买单。

　　二问：“产业协同”如何异化为“资本游戏”？

　　根据通报内容显示，新余案例的致命缺陷，在于收购标的与本地产业完全脱节。

　　奇信股份本身作为一家主营建筑装修装饰的企业，既非新余优势赛道企业，比如钢铁、锂电新能源等主导产业，也无法补链强链、带动技术迭代，与当地产业发展毫无协同性可言。

　　业内人士表示，这种“脱离产业根基的资本运作”，本质是颠倒了产业培育与资本运作的顺序，陷入“先买壳入局、再拼凑故事” 的误区，最终导致企业与地方发展 “两张皮”。

　　上海一家投资机构负责人告诉记者，当下不少地方正沉迷此类“资本游戏”：盲目跟风热门赛道，扎堆收购上市公司，将“买壳、并表、包装、退出”作为核心逻辑，却忽视产业协同这一根本前提。2025年A股并购重组交易总额超1.91万亿元，百亿元级项目多由央国企主导，国资扎堆抢滩控股上市公司成为常态。但不少收购项目，缺乏产业根基支撑，如同“无舵之船”，风险丛生。

　　产业不同频，发展便无根；布局无协同，投资则无魂。上述上海投资机构负责人表示，脱离实体的资本投入，危害远不止账面亏损：资本与产业脱节形成信息壁垒，让财务造假等风险长期潜伏；大额国资错配低效领域，挤占特色产业与新兴赛道资源，延误产业链升级，长远损耗难以估量。

　　值得一提的是，为掩盖收购问题，防止企业“爆雷”，新余国资多次向企业借款，但最终仍难阻企业退市，这正是资本套利思维主导下的必然结局。

　　三问：地方国资如何避免陷入“入局即踩雷、接盘即亏损”的恶性循环？

　　从收购前“未经充分论证”，到收购后“盲目输血”，再到最终 “巨额亏损”背后，新余案例暴露当地国资风控体系的全面失守。

　　“风控失守的背后，是专业能力不足与制度约束缺位的双重困境。不少地方国资管理团队缺乏资本市场专业研判能力，面对复杂财务造假手段难以识别；部分地方为追求短期政绩，刻意简化决策流程、绕过风控环节，将‘市场化运作’异化为 ‘行政化指令’。这种‘重审批轻监管、重投入轻风控’的模式，导致地方国资频繁陷入‘入局即踩雷、接盘即亏损’的恶性循环。”胡波说。

　　对此，胡波认为，关键在于回归产业为本、实效为要的核心逻辑，从三大维度精准纠偏。

　　首先，杜绝“唯数量论”的政绩迷思，不迷信以上市公司数量为指标的“倍增计划”，建立以产业链完整度、集群竞争力、国资回报率为核心的综合评价体系，将“产业协同度”设为并购前置硬性门槛，从源头遏制脱离实际的盲目投资冲动。

　　其次，筑牢全流程风控防线，杜绝“拍脑袋”决策。国资收购必须经独立第三方尽职调查、财务审计与合规审查，杜绝政绩压力干预专业判断，通过制度约束严防“异地盲购”“跨界乱投”。

　　最后，还要健全权责匹配机制，平衡约束与容错。厘清决策、调研、风控、审批各环节权责边界，压实关键岗位主体责任。精准区分主观违规与客观市场风险、盲目蛮干与改革探索：对背离产业逻辑、罔顾风控造成的重大损失严肃追责；对合规探索中的合理风险予以包容，避免“一放就乱、一管就死”。

　　“资本是工具，产业才是根本；数字是表象，实效才是关键。一地发展的核心竞争力，从来不是短期堆砌的上市数量，而是扎实的产业根基与完备的发展生态；国有资本的核心价值，也绝非追逐短期政绩，而是以资促产、赋能实体。”胡波说。

　　做实政绩，就不能把“买壳”当本事；谋长远发展，就不能把“并表”当成绩。新余案例警示深刻：脱离产业根基的资本运作，注定是一场得不偿失的豪赌；违背发展规律的政绩冲动，终将付出沉重代价。唯有敬畏市场、守住底线，锚定产业发展逻辑，才能行稳致远，杜绝盲目投资的乱象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