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2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建设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进一步提出，完善区域创新体系，强化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策源功能。在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陈强教授看来，从上海国际科创中心到上海（长三角）国际科创中心，折射出的是党和国家对于国际科创中心扩围提质的战略思考和深切期望。为此，上海需要更好发挥龙头作用，通过强化“四大功能”，担负起长三角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超级组织者”的角色。以下是他在中共上海市委党校的演讲。

　　从上海国际科创中心到上海（长三角）国际科创中心，看上去只是在“上海”后面加了“（长三角）”，折射出的却是党和国家对于国际科创中心扩围提质的战略思考和深切期望。当前，重大科学发现和前沿技术密集突破，未来产业新赛道风起云涌，全球科技和产业竞争趋于白热化，国际格局加速重构。在此背景下，上海如何更好发挥龙头作用，高效协同苏浙皖三省，在已经形成的条件和能力基础上，拓展国际科创中心的战略纵深，更大范围地整合创新资源，凝聚形成创新策源的体系化能力？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大课题。今天的演讲，我就此分享个人的一些思考。

　　扩围提质的战略背景

　　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对上海提出“加快向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进军”的工作要求，2018年11月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在“十四五”收官、“十五五”拉开序幕之际，上海国际科创中心建设和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两大国家战略形成历史性交汇，正是党中央根据科技发展新趋势和国际形势变化作出的战略决断。

　　2014年以来，上海奋力推进国际科创中心建设，科技创新的基础条件大幅度改善，高校院所创新能级进一步提升，战略科技力量加快发展，科创空间功能布局趋于完善，支持全面创新的制度环境持续优化，国际交流与合作保持活跃，原创性科研成果不断涌现，关键核心技术接连突破，科技创新赋能产业升级发展的效果逐步显现。国际科创中心建设正努力实现从“打基础”“建框架”到“强功能”的跨越。

　　区域科技创新协同一直是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2020年，科技部印发《长三角科技创新共同体建设发展规划》，三省一市同心协力，在科技资源共享服务平台建设、创新券流通、联合攻关机制构建、跨省域高新区建设、政策协同、政务服务“一网通办”等方面取得切实进展，成效显著。《中国区域科技创新评价报告2025》显示，长三角的企业研发投入、地方财政科技支出、企业技术获取和改造支出、高价值专利拥有量以及高技术产品出口额，都占到全国1/3左右。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2021年—2025年共计50项的“中国科学十大进展”中，长三角区域主导或参与了其中的25项，占总数的一半。

　　但是，对标国际一流水平，聚焦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无论是上海国际科创中心，还是长三角科技创新共同体建设，都面临着原始创新不足、要素整合仍需加强、生态位势不高、空间承载受限、体系化能力欠缺、产业协同有待深化等一系列挑战，亟待在战略层面进行系统谋划，在行动层面协同推进。

　　从原始创新看，长三角区域高质量基础研究成果加速涌现，《2025自然指数—科研城市》显示，上海位居全球第二，南京、杭州、合肥分别列第5、10和12位，总体表现不俗。但是，对比全球创新活跃区域，发源于长三角、对全球科技和产业创新活动构成重大影响的原创性成果还不多，有能力冲击世界顶尖科学奖项的科学家还比较少。

　　从要素整合看，长三角区域科技资源丰富，已涌现出“杭州六小龙”、模速空间“北斗七星”、上海创智学院等要素配置和生态培育创新的典型案例。但与国际国内先进区域相对照，依然存在差距。在长三角范围内，以更高强度汇集创新要素的有效模式和机制仍需要进一步探索。

　　从生态位势看，清华大学和Nature联合发布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指数2025》显示，上海、南京、杭州、合肥的综合排名分别列全球第10、26、34和67位，与包括北京和粤港澳在内的全球领先城市和区域都有一定差距，在构成综合排名的三个分项指标中，“创新生态”的位次相对靠后，说明长三角区域在全球创新网络中的整体位势还不高，枢纽功能还不够强劲。

　　从空间承载看，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2025年全球百强创新集群排名中，上海—苏州集群位居全球第6位，深圳—广州—香港集群则超越东京—横滨集群，跃居世界第一。显然，长三角需要从产业联动的视角出发，实施更大范围的空间融合，提升区域整体的产业能级，激发创新集群的规模效应。

　　从科技创新体系化能力和产业协同看，在《2024长三角区域协同创新指数》的五个指标中，三省一市在“成果共用”和“资源共享”方面已取得显著进展，但是在“创新合作”“产业联动”和“环境支撑”方面，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长三角地区拥有我国乃至全世界最齐全的工业体系，集聚了全部41个工业大类，形成26个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但是，相较于美国旧金山—圣何塞信息技术产业集群、日本东京—横滨智能制造产业集群等世界领先产业集群，长三角尚未形成具有充分竞争力的产业规模。

　　有鉴于此，国际科创中心扩围提质可谓箭在弦上、势在必行。在此过程中，上海能否更好发挥龙头作用，事关长三角能否尽快形成体系化能力，代表国家参与全球科技和产业竞争。

　　强化四大功能是上海发挥龙头作用的关键

　　在长三角区域内，上海的经济体量约占1/6，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占1/5强，高新技术企业约占1/6 ，PCT专利申请量占近四成，优势并不明显。那么，上海如何在国际科创中心扩围提质中更好发挥龙头作用？在我看来，当务之急是要从党和国家对上海的重大战略需求中厘清行动逻辑。

　　2019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站在战略和全局的角度审时度势，指出上海应着力强化“四大功能”，即全球资源配置功能、科技创新策源功能、高端产业引领功能、开放枢纽门户功能。虽然“四大功能”是习近平总书记对上海整体发展提出的要求，但在我看来，这也为在国际科创中心扩围提质中上海如何更好发挥龙头作用指明了方向。

　　对于一般意义上的国际科创中心来说，或许强化科技创新策源功能就够了。但对上海（长三角）国际科创中心来说，可能远远不够。“扩围提质”既指空间上从单一城市到城市群的“扩围”，更强调在时间上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只争朝夕的“提质”。距离实现2035年建成世界科技强国的战略目标，只剩下不到10年时间，上海（长三角）国际科创中心必须在较短时间内，实现从基础研究先行区到原始创新策源地，从未来产业始发地到世界级创新产业集群，从颠覆式创新组织者到全球创新网络重要枢纽等一系列跃升。显然，要实现上述目标，上海需要通过强化“四大功能”，担负起长三角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超级组织者”的角色。

　　一要强化全球资源配置功能。上海应坚持“四个放在”，结合“五个中心”建设，发挥科创中心、引领区、自贸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长江经济带等国家战略的联动效应，深度嵌入全球创新网络和产业体系，加快国际科技组织和高端服务业引育，参与或主导科技和产业领域的规则和标准制订，促进人才、技术、资本、数据、算力、服务等要素的高效流通，实现从“要素流量”关键节点到“规则主导”重要枢纽的转型。

　　二要强化科技创新策源功能。一方面要推动科技创新物质技术基础建设，提升基础研究的活跃度和引领力，将国家实验室、大科学设施、研发与转化功能性平台、高水平大学、新型研发机构等集聚优势，转化为区域创新策源的势能，催生更多更高质量的原创性和颠覆性成果。另一方面要着力突破体制机制障碍，牵头组织区域战略科技力量，落实国家重大战略任务。同时，积极推动大科学设施开放设计和服务效能提升，设立全球科研基金，策划和组织大科学计划，吸引和运筹国际顶尖研发资源。

　　三要强化高端产业引领功能。要保持战略敏捷，加快并深化未来产业前瞻性布局，探索通过政策引导和激励，将创新要素汇集到特定领域的有效模式和机制。同时，充分利用上海产业基础、高端制造、应用场景等方面的优势条件，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增强对重要产业链关键环节的技术掌控力，提升技术标准、行业规范及商业模式等方面的话语权，抢占未来产业新赛道的制高点。

　　四要强化开放门户枢纽功能。发扬上海的开放传统，发挥教育、医疗、文化等社会事业资源富集的优势。以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为原则，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推动形成具有竞争力的创新生态，高效链接国内国际两个市场，运筹全球优质的研发资源和产业资源，并将其精准引流到长三角其他城市。

　　如何检验国际科创中心扩围提质的成效？我认为可以从三个方面观察：首先是能不能“想得到”，指的是催生策源性成果的能力，这取决于国家创新体系及区域创新体系的效能；其次是能不能“做得出”，指的是科技成果的工程化和产品化，这取决于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整体水平；最后是能不能“卖得掉”，指的是产品能否赢得国内外市场的同频共振，或者能否满足某些特定领域的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显然，上海要发挥好在国际科创中心扩围提质中的龙头作用，必须要做强“四大功能”，并将功能效应辐射到长三角，提升整个区域创新体系和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能级，形成从“想得到”到“做得出”，再到“卖得掉”的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全链条能力。

　　上海发挥龙头作用的着力点

　　发挥好上海在国际科创中心扩围提质中的龙头作用，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性过程，涉及多方面因素。

　　在要素流通方面，需要系统识别并破解数据合规流通、人才资质互认、技术成果共享、资本融通联动中的体制机制裉节问题。在此基础上，推动长三角区域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提升“教育—科技—人才”和“科技—产业—金融”两个循环的运行质量，提高其互动效率。

　　在力量集成方面，应加强张江和合肥两个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之间的联动，三省一市大科学设施以及国家实验室之间的合作，加快构建面向高水平基础研究、关键核心技术攻关、颠覆式技术创新等多任务情境的区域战略科技力量。

　　在产业协同方面，需要加强信息交流和政府间沟通，校准重点产业发展的战略方向，根据各地禀赋实现产业的精准分工，着力将产业发展的“同构化”凝聚成为打造世界级创新产业集群的“一致性”。

　　在平台共享方面，构建跨区域和跨学科的科研协作网络，加快推进共性技术研发、概念验证中心、中试、智算超算、超级场景、行业语料库、AI for Science等平台的共建共享，提升平台的开放水平和综合服务能力。

　　在制度统筹方面，一方面要把上海在项目经理人队伍组建、“以赛选项”“以投代评”等项目筛选机制构建、科研经费“放管服”改革和“包干制”试点，以及以大模型产业生态体系孵化人工智能产业等方面的成功经验，推广到长三角范围。另一方面要强化重大科技项目和产业化项目规划中的共商协作机制，探索跨区域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利益协调和共享、面向长三角的离岸创新支点共建等机制，切实解决科研经费跨区域使用、基础研究联合基金“募投管退”、知识产权协同保护等难题。

　　在空间融合方面，从产业能级提升的角度，全局谋划G60科创走廊、沿沪宁产业创新带、宁杭生态经济带、长三角青吴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等跨省域的国土空间规划协同，以及苏沪浙沿海科创协同的空间响应问题。

　　在生态互洽方面，对标最高标准和最高水平，深刻认识技术演进、市场发展及治理嵌入的底层逻辑，强化政策协同和机制联动，避免各地在营商环境优化中可能出现的“逐底竞争”局面，推动形成具有竞争力的区域创新生态。

　　当前，全国各地创新热潮涌动，已形成“百舸争流、千帆竞发”的生动局面。在国家发展大局中，长三角被寄予厚望。作为“排头兵”和“先行者”，上海应协同苏浙皖三省乘势而上，为建成世界科技强国作出更大贡献。

　　【思想者小传】

　　陈强，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二级教授，上海市产业创新生态系统研究中心执行主任。致力于科技创新治理领域研究，出版《强化创新策源：上海国际科创中心建设的功能与逻辑》等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