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经济已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随着科技革命加速演进、产业变革深入发展、人口结构持续调整，对发展的质量效益、结构优化、创新驱动提出了更高要求。在就业领域，总量压力与结构性矛盾并存，局面更加复杂。“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意味着发展理念的转变，将高质量充分就业从经济发展的“结果”提升为“驱动”，旨在实现经济增长与就业扩容提质的深度融合。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必然要求，是推动共同富裕的关键路径，也是塑造中国经济竞争新优势的战略选择。
深入理解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的内涵
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是指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将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作为核心目标与评价标准，通过制度设计和政策引导，使技术进步、产业升级、经济增长与就业扩容、质量提升、结构优化形成良性互动。其本质是“就业与经济增长并重”，使发展成果更加公平地惠及全体劳动者。
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具有三个重要特征：一是包容性，确保各类劳动者特别是重点群体平等参与发展过程并分享发展成果，着力打破职业壁垒、消除就业歧视、扩大就业规模、缩小收入差距，推动发展成果更普惠、共享；二是适应性，使经济发展过程能够主动适配劳动力供给结构的变化，推动产业、教育、就业政策动态调整，促进劳动力市场供需在数量、质量和结构上高效匹配；三是可持续性，确保就业创造建立在经济长期健康发展基础上，与产业核心竞争力相匹配、与资源环境承载力相协调，推动就业增长与经济发展形成长期均衡态势。
与传统模式相比，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实现了三个转变。在政策逻辑上，从被动应对失业的“事后补救”转向主动创造就业的“事前引导”；在评价体系上，推动宏观政策目标从优先追求经济增长转向综合考量就业率、劳动报酬、社会保障水平等多维质量指标；在动力机制上，从主要依靠资本、资源等要素投入转向更加注重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驱动。
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与高质量充分就业深度关联、相互促进。前者为后者提供制度保障，通过完善市场机制、优化产业结构、创新企业生态，为劳动者提供更公平的竞争环境、更多元的选择机会、更可持续的职业发展路径；后者是前者的重要表征，为前者提供反馈机制，通过增加劳动者收入、完善社会保障、改善工作环境，推动经济发展方式向更加包容、更可持续的方向演进。
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具备优势和基础
经过多年的探索实践，我国在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方面具备显著优势和扎实基础。
一是制度环境持续优化，政策体系日趋完善。自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推动实现更高质量的就业”以来，我们持续强化宏观调控就业优先导向，把高质量充分就业作为经济社会发展优先目标。各地区各部门将就业作为工作的重中之重，树立“管产业就要管就业、促消费就要促就业、上项目就要扩就业”的大就业观念，“大就业”工作格局基本形成。中央和地方陆续推出稳就业、保就业系列举措，逐步构建涵盖财税、金融、产业、培训等多领域的就业促进政策框架，为发展方式转型提供了稳定的制度预期和持续的政策推力。
二是产业体系完整、韧性强，就业承载空间广阔。我国拥有全球最完整、规模最大的工业体系与高效的供应链网络，产业链条长、业态覆盖广，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到技术密集型产业，从传统制造业到现代服务业，多元化的产业结构为不同技能层次的劳动者提供了丰富的就业选择。这种更具韧性的产业结构，在经济周期波动中展现出较强的就业缓冲与吸纳能力。
三是数字经济蓬勃发展，催生就业新形态。我国数字经济规模居全球第二位，平台经济、共享经济等新业态加速涌现，创造了大量灵活就业岗位。数字技术不仅直接催生新职业，还通过赋能传统行业、提升人力资源配置效率、降低创新创业门槛等途径，为实现就业友好型发展提供了多样化的路径。
四是绿色转型持续推进，拓展高质量就业新空间。在“双碳”目标引领下，能源结构、产业结构、消费模式持续优化，清洁能源、节能环保等绿色产业快速发展，创造了一批技术含量高、成长性好的就业岗位。与此同时，传统产业绿色化改造也推动劳动者就业技能升级，实现环境改善与就业质量提升的双赢。
五是人口素质不断提升，人才红利逐步释放。我国人口受教育程度持续提高，大专及以上学历人口占比显著上升。人口红利正加快向人才红利转变，这为经济发展向创新驱动转型提供了坚实的人才基础，也为优化就业结构创造了有利条件。
以务实举措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
尽管我国具有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的诸多有利条件，但就业领域仍存在“有活没人干”与“有人没活干”的结构性矛盾，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领域人才缺口大，而传统行业岗位收缩、求职竞争激烈，必须加快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全方位夯实高质量充分就业基础。
将就业纳入顶层设计。建立宏观经济政策的就业影响评估机制，将就业效应评估作为政策出台的必要环节。在制定各类发展规划时，应设置具有约束力的就业目标，涵盖数量、质量、结构等维度，并将其纳入相关考核体系。完善跨部门政策协同机制，特别是在人工智能、平台经济等新领域的政策制定中，将就业影响作为重要考量因素。
培育就业弹性高、带动力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统筹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与就业结构优化，在制定产业政策时，开展“就业承载力”评估。统筹新兴产业培育壮大与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对必须退出的产能配套建立“就业保障基金”，加强劳动者转岗培训和安置。实施中小微企业就业支持专项计划，通过减税降费、推进普惠金融、简化审批等方式，更好发挥中小微企业就业主渠道作用。
激发经营主体吸纳就业的内生动力。国家层面认证一批“就业友好型”企业，从劳动者权益保障、技能培训、薪酬福利等多个方面设定标准，对获认证企业，在政府采购、税收优惠、融资支持等方面给予倾斜。健全适应灵活就业的用工制度，研究制定与之相适应的劳动标准、社会保障和争议解决机制，探索分层分类权益保障模式。通过培训补贴、稳岗补贴等政策，支持企业提升人力资本，实现降成本与提素质良性循环。
坚持就业导向加强人力资源开发利用。建立教育供给与劳动力市场需求之间的动态对接机制，定期调查毕业生就业情况，发布调查报告，引导院校根据市场需求设置专业和培养人才。鼓励企业参与职业教育，推广中国特色学徒制。健全终身职业技能培训体系，建立劳动者电子培训档案，通过设立个人技能账户、发放职业培训券等方式，支持劳动者根据职业发展需要参加培训。加强对高校毕业生、农民工、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的技能培训与就业帮扶。
健全高质量充分就业制度体系。优化劳动力市场制度，探索弹性工作制、远程办公等模式，建立覆盖所有劳动者的基本劳动标准。健全精准高效的就业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全国统一智慧就业平台，加强基层就业服务能力建设。完善全覆盖、可持续的社会保障网络，特别是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纳入保障体系。通过抓好系统性的制度设计与持续的政策创新，确保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
（作者系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院长）
